《释老志》彰显作者史识与史才

《魏书·释老志》的史学价值，还在于作者能用比较客观的态度，对佛、道二教的历史，做出平允、全面和系统的表述，这些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史识和史才。

首先，作者选择了一种恰当的外部形式——“书志”体，从而为全面系统地表述有关史实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采用何种形式体裁来表述新的社会内容，魏收显然有过慎重的考虑。因为传统史学对于体裁体例的选择，并不仅仅从是否有利于表述内容着想，而是寓有价值判断的深层含意。如在一般正史中，对于有关僧侣道徒的记载，大多归入“艺术”或“方技”等类传中。这种形式体裁不仅限定了其取材的角度和范围，而且明显地表明了对于佛、道二教贬斥的态度。《宋书》将有关佛教的记载，附见在《夷蛮传》中，把佛教看作夷狄文化的内容，表明沈约坚持儒家文化本位的立场。与这些形式体裁比较，纪传体中的书志部分的价值意向则相对淡薄，表述史实也较容易做到客观平允。

除价值意向的考虑外，魏收在《魏书》中采用书志体裁记述佛教与道教的历史内容，更多的还是从表述的便易着眼。这是因为，从纵的方面看，由于书志部分所承担的历史内容在时间上一般具有更长时段的延续性，因此，修史者为了方便表述，往往打破断代体例的局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追述某一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显然，这种方式，对于前无史著记述的佛、道二教的历史内容十分适宜。因为这样既能补充前史记载的缺录，又能突出其历史发展的线索。而在横的方面，因为书志部分一般是以某一专门事物的发展为记述中心，所以相对容易容纳、反映该事物于社会各方面的全貌。

体裁的选用外，《魏书·释老志》对佛、道二教历史内容的具体表述，也相当集中地体现出作者的史识与史才。

《魏书·释老志》全文近两万字。其中有关佛教的表述最详明，约占全文的四分之三。对于佛教，《释老志》是采取概述的方式，先叙一般经旨要义，然后简述佛教传入的历史。其间，每于叙述中以事带人，将佛教传播史中的关键人物做出重点交代。而全文的重点则在集中论述北魏一朝的佛教概况。关于道教，《释老志》同样把重点放在北魏，尤其详细地记载了寇谦之的道教改革及其与太武帝等人的政治关系。但总的说来，要逊于佛教表述。因此，《释老志》中有关佛教历史内容的表述更具有史学价值。

《释老志》对于佛教史实表述的史学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表述上的平实。章学诚论史德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文史通义·史德》）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正是要求史家在历史表述中，排除主观好恶的感情因素，纯采客观之态度，以达到主体认识与客体实际的符合。

魏收在表述佛教史实时，所执的客观态度，除体现在上述对表述外部形式的选择外，突出地体现于具体的行文之中。行文中，魏收既没给佛（道）教罩上过多的神秘色彩，渲染佛（道）的鬼神迷信，也未以正统儒家的立场予以斥詈，而是基本上本着史学家的责任，平实地记述历史事实，尽力为人们留下一幅有关佛（道）教及其社会影响的相对准确可信的历史图卷。

（二）作为一种思想学派看待。魏收认为佛教是一种与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同的思想学说，只是这一学说渊于域外，流播较晚，使“刘歆著《七略》、班固志《艺文》”“所未曾纪”（《魏书·释老志》）也。也正是在这种基调下，魏收开始简述佛教在中国从无到有，其势由小到大的传播过程（这过程也可说是中国人对佛教的接受过程）。而文中一些发展标界性事件的提出，使得佛教在中国一步步发展的历史线索非常明晰。

考虑到佛教为传自域外的意识形态，魏收在《释老志》中，除了介绍一些主要佛教经典外，还以精炼通俗的文字，对佛教的基本经旨教义以及教徒的习俗等，从文化的角度做了简明的介绍。

由于两种文化所存在的语言差异，魏收还特意从语源训释的角度，对一些专有名词做了重点解释。如《释老志》中有这样的文字介绍：“浮屠正号曰佛陀，佛陀与浮图声相近，皆西方言，其来转为二音。华言译之则谓净觉，言灭秽成明，道为圣悟”，等等。这样便使得佛教文化异地传播的特点更加突出，使后人更容易获得立体直观性的概念。而这些介绍性的文字，也说明魏收对于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研究，已臻一断代史作者所应了解的水平。(www.xing528.com)

（三）对佛教流传之重大问题的把握。《释老志》中最具史学价值的，是作者对于佛教传播中重大社会问题的把握。

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已具有了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其中，这时期所建立的僧官制度，已成为整个中国封建官僚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这时佛教所特有的寺院经济，已紧密地附着在整个封建中国经济的机体上，形成其重要的有机构成；同时，整个佛教在当时，更已构成了一个拥有僧尼教团和广大信徒的社会实体，并在当时社会总的人口构成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而统治阶级因自身的利益，对于佛教势力的利用和打击，更是一幕幕生动的历史活剧。因此，作为综合反映一代历史面貌的“正史”，在对佛教的表述中，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从全社会历史的角度，考察其地位及其对于全社会的多方面的影响，并予以准确的表述。

考诸《释老志》，作者魏收在文中所详细记述的重要问题包括沙门统、昭玄统等僧官的建置与完善；佛教势力的兴衰与时政发展的关系；有关佛教的重要章奏与政令的颁行；佛图户、僧祇户等阶级成分及有关寺院经济诸问题；僧尼的人口占有及寺庙佛窟的建额；等等，无一不是从佛教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取材论事。而这些内容，也正是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所重视的重要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上述诸问题，《释老志》中仍有主次轻重详略的剪辑。

首先，《释老志》最集中表述的是佛教的发展与时政的关系。这应是与正史以政治为表述中心的特点相一致的。在《释老志》中，魏收不仅十分详细地记述了北魏太武灭佛事件的始末，而且历述了以后诸帝对于佛教或兴或抑的态度变化，使人清晰地看到北魏统治者的政策由兴佛转向抑制佛教发展的过程。其后则全文收录神龟元年（518）冬季，北魏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的一篇长奏文，将北魏后期佛教势力发展的种种弊端，以及社会政治的尖锐矛盾倒叙出来，作为北魏佛教与政治关系发展的总结。

除佛教与时政的关系外，魏收对有关寺院经济及佛教势力与封建国家争夺劳动人口的矛盾斗争也给予了同样的重视。《释老志》中所提供的一些数据，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的佛教状况，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据《释老志》记载，自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476）至孝明帝正光之际，不到半世纪的时间，北方黄河流域的僧尼人数，已由七万余人，骤增至二百万人左右，竟然占去政府编户总人口数额的十五分之一。加上佛教寺院所侵占的寺奴佛图户、僧祇户及部曲等，严重地影响到北魏的国家经济，由此导致佛教势力与朝廷的冲突，经济问题演化为政治冲突。可以看出，魏收对此是有着清楚的认识的。不言而喻，选择佛教经济问题作为表述的重点，同样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有关宗教的经济问题，正是一般传统史家所最易忽略的问题。

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作者魏收并没仅仅停留在客观地记述史实上，而是进一步从史鉴的高度总结北魏佛教发展的历史，指出佛教猥滥发展的社会政治原因及其弊端。这点，除去在《释老志》中有关具体史实的选择与陈述外，更在全篇之末写下一段令人深思的结语，其云：“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联系到作者当朝君主的穷奢黩武和佞佛，这一结语不能不说是意味深长了。

通过上述诸节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魏书·释老志》确实具有相当的史学价值。然而，这样一篇史作，在千余年封建正统史学中，却不断遭受攻击。如古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就对魏收在《魏书》中增设《释老志》深表不满。他在《史通·书志》中称：“王隐后来，加以《瑞异》；魏收晚进，弘以《释老》。斯则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把魏收立《释老志》与他人的《祥瑞》等志等同。而较之刘知幾稍晚的皮日休则认为，魏收所以作《释老志》，不过是为了“媚于伪齐之君”（《皮子文薮》卷八《题后魏释老志》）。传统史学对待《魏书·释老志》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其对待宗教所采取的态度。而产生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是传统史学中儒家文化本位立场所致。《宋书》对于佛教内容的安排，便明显是受这种意识的影响。传统史学中的儒家传统意识最强烈，它的政治功能只是“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伦理功能只是“记功书过，彰善瘅恶”。于是，对于传统史学来说，从感情上对佛、道等非儒家的异端意识形态，必在排斥之列；从内容上，亦因其无补于治，“非圣人之书，乖圣人微旨”，而“不取焉”。（李翰《通典序》）

魏收何以能在《魏书》中创制《释老志》，容纳当时佛、道二教社会存在的史实呢？我们认为，除了魏收本人所具有的史家责任感和史识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便是魏收本身所处的就是一个少数族政权，所撰写的也是一部少数族政权的历史。这种特定的情况不仅使得所谓“严夷夏之防”的民族意识无从谈起，而且儒家所谓的正统思想也相对减弱，从而使魏收在撰《魏书》时，相对较少地受这些意识的影响。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今天更正确地评价《魏书·释老志》的史学价值。

（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