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老志》中作者对历史特点的自觉意识彰显

魏收，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一生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三个朝代。《魏书》的撰述完成于北齐天宝五年（554）左右。从魏收生活的年代可以看出，当时无论是传自域外的佛教，还是土生土长于域内的道教，都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释老志》的创制，首先是客观历史在史学中的反映。作为一部正史，如果不把这时期有关佛、道二教的内容涵括于这段历史的表述之中，是很难反映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全貌的。显然，佛、道二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巨大发展及其社会影响，已对当时史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时代要求。关于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宗教历史记述的疏略，陈寅恪先生有过十分中肯的批评，他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传统正史的作者中，最接近魏收活动年代的史家，莫过于《宋书》的作者沈约（441—513）和《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489—537）。其时，道教在南方社会中存在的势力及其影响，仅以晋末孙恩、卢循领导的“五斗米道”起义的声势就可看出。同样，南朝的佛教也处于一大发展的时期。史载，梁武帝上台不久，即下诏云：“大经中说，道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道以事正内。诸佛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广弘明集》卷四《舍事李老道法诏》）此诏之发，无异于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梁武帝亦先后四次舍身寺庙为奴，令朝臣以巨款赎出，以资佛教教事。而此只为南朝统治者佞佛之一斑。有统治者的支持，南朝的佛教自然繁荣兴盛。遗憾的是，无论是沈约还是萧子显，皆未能完全尽到史家的责任。值梁武帝诏令公卿百官公侯皈依佛教时，《宋书》诸志尚未杀青，《南齐书》还未开始撰写，故当时的现实完全有可能引起沈、萧二人的注意，反思佛、道二教在宋、齐两朝的历史存在和社会影响。而且从沈、萧二人的身世与思想看，亦完全有可能、有条件在各自的史著中容纳有关佛、道二教的历史内容。考诸史实，二人均与佛、道二教多瓜葛。其中，沈约不仅是以佞佛著称的齐竟陵王萧子良府中的“八友”之一，更是当时攻击范缜反佛言论的卫道健将，曾经撰写有《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等文章，宣扬佛教唯心论。又，以现存的文献看，萧子显与道教的关系不甚明朗，可是沈约的家族却确实是世奉天师道。然而，条件如此，却未能使二人敏锐地把握住有关佛、道二教的历史内容，自觉地在史著中予以客观反映。其中，《南齐书》对于佛、道二教的内容全无所表述，《宋书》也只是在《夷蛮传》中的《天竺迦毗黎国传》末，因谈到“凡此诸国，皆事佛道”，而不尴不尬地突兀叙起刘宋一朝的佛教概况来。其体裁即非有关佛教的专篇，取材论事的角度亦多有不当。至于有关佛教的经济、人口占有及教旨教义等重要内容，概未言及。

史学史上，魏收以后的史家同样没能对佛、道二教的历史内容做出恰如其分的客观表述。以传统的正史为例：唐代统治者自称为道教教祖李耳之后，内廷中往往丹炉青烟袅袅；佛教自隋也开始宗门教派分衍，使佛学成为隋唐时代学术的代表思潮。但无论是隋唐人撰写的前代史著，还是五代、北宋人撰写的唐代史著，都未能客观如实地对佛、道二教的存在予以恰当的表述。此后，“宋旧史有《老释》《符瑞》二志，又有《方技传》，多言禨祥”，但定本时却“省二志，存《方技传》”。（《宋史·方技传序》）后来，《元史》虽本旧《宋史》的旨意，专门设立了《释老传》（详见《元史·释老传序》），但由于体裁的局限和史识的疏陋，也基本上只是八思八、丘处机等僧道及其与时政相关的事迹，并未能从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诸角度，全面地把握佛教和道教及其与当时社会之关系的内容。(www.xing528.com)

总之，与其他诸史比较，魏收在创制《魏书·释老志》时所表现的反映社会的自觉精神，以及对重大社会内容的敏锐把握，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中是十分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