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在史学上的地位及写作分析

范晔著《后汉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做过比较，得出结论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隋书·魏澹传》引）因此他采用了纪传体。虽然他的结论并不全面，但敢于指出《春秋》的缺点，在当时是大胆的；提出两体优劣的比较，他是第一个人。

原定计划，有“十纪、十志、八十列传”（见《史通·古今正史》），有序例。[9]范氏生前，只成十纪、八十列传，序例未完工。十志原是托付谢俨撰作的，俨采撰将毕，范晔事败，和晔同时被杀，稿亦散佚。[10]梁朝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氏曾褒美晋人司马彪的续志，因取彪所撰《续汉书》中的八志，以补范书之缺，合成完书。

《宋书·范晔传》中载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可作为《后汉书》自序看待。其主要论点如下：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正）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11]行，故应有赏音者！

纪、传例（指序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

吾书（指《后汉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在即将被杀之时，别无所望，独关心于《后汉书》的流传，其情可悲。所说著作的艰难，文心的甘苦，不是别人可以代为表达的。可惜他的“序例”已不存在了，不知他所谓“体大而思精”内容如何。今从自序和原书，谈论他的得失。(www.xing528.com)

（一）范氏作史，最注重的是文，他自命不凡的也在于他的文章。的确，范书的文章，可以比美班《汉》，所以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都废；后来梁人萧子显又曾改写过后汉书也不能争胜。[12]前人拿它和《史记》《汉书》并称“三史”[13]，推为名著，主要是取其文章之美。我们可以说，从司马迁到六朝的史家著作，是文学的史书，而在这以前，如《春秋》《左传》则是经学的史书。[14]司马迁自序其作《史记》的动机说：“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汉书》之被推重，是由于“比良迁、董，兼丽卿、云”（《后汉书·班彪传》赞）。我们在文学史上实应给予“三史”以较高地位。

正由于所重在文，对历史真实就不免有所亏损。以范晔而论，他因华峤《后汉书》文章较美，即用为蓝本。如清人顾栋高所指出：范书“比谢承书、《东观记》所载人物，削去十之四五，……是使可传者，不获显于后世矣”[15]。个别事实，如《任延传》：“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不如《东观记》：“九真俗烧草种田”的明确；谢承《后汉书》说李固“改易姓名，枚策驱驴，负笈追师三辅，……每到大学，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业诸生知是（司徒）郃子”，行动很不寻常，而范书《李固传》则作“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那只是一个通常好学之士了。司马彪《续汉书》载：“虞诩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盐石八千、见户万三千。视事三载，米石八十、盐石四百，流人还归，户数万，人足家给，一郡无事。”又“下辩东三十余里许，有峡，中当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辄溢没秋稼、坏败营郭。诩乃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遂无泛溺之患”，叙述很具体而可宝贵。范书《虞诩传》叙此两事则说：“数十里中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二三年间，遂增至四万余户，盐米丰贱，十倍于前”，文字确是简练，但只剩下抽象的概念了。如此之类，不能全举，这或者就是所谓“文人不可作史”的一个例证吧。

历史编纂，当然要讲求文辞表达，但文辞是为历史真实服务的，古人多不明这个道理，不能独责范晔，只能看作汉至六朝史家风气使然。直至刘知幾才开始扭转这种风气。隋人王劭作《隋书》八十卷，唐初人斥为“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隋书·王劭传》）。但刘知幾却很为推崇说：“劭撰齐、隋二史，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史通·载文》）这是文与史的正确关系。

（二）历史编纂的目的何在？古人是不明白的。司马迁说他作《史记》的宗旨，劈头一句是：“究天人之际。”班固《叙传》平列了“准天地，统阴阳，……穷人理，该万方。……”没有说出主旨何在。荀悦《汉纪序》提出：“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他们都要提到“天人之际”或阴阳人理，好像是在追求一种哲理，而哲理向“天人之际”来追求是落空的。范晔则干脆说：“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可算是最先明白提出历史编纂是为政治服务的，比他的前辈，前进了一步。虽然“就卷内发论”没有做，而“正一代得失”的工作却已在论、赞、序中做了不少。因此他最重史论，特把他的史论单行。史论并不始于范氏，《史记》有赞、序，《汉书》有论、赞，《汉纪》《后汉纪》也偶作通论，干宝《晋纪总论》成为名作，但皆不是诸家重点所在，而范书则以此为重心，成为《后汉书》一个特点。可能有一种看法：“秉笔直书，是非自见”，不必要有史论。这话不见得正确，我们从史书中吸收经验教训、掌握规律，总需要作者说几句话点明一下。夹叙夹议，经典著作不乏其例。范氏重视史论，对他的前辈来说，总是一个进步。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阐明历史发展规律，是历史编纂的首要任务。天才的司马迁已模糊地提出了这一点，他称为“通古今之变”，贯通“古”怎样变成“今”的道理，岂不是企图寻求历史发展规律吗？问题在于他把“通古今之变”放在“究天人之际”之下，而企图由此“成一家之言”，这种“通”，就成为杳茫之事了。但司马迁在杂传序和书序中，确是做了一些通古今的工作，有一些正确意见。因为他所写的是通史，所以能提出这个问题，做了一点事。至于班固以后，断代为书，“通古今之变”，就根本做不到了。范氏所作诸序、论，特别是《循吏传》以下的序、论，往往是打破朝代断限，探求、叙述各个历史现象发生、发展及其归宿，这是他所做的通古今之变。虽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内在联系，往往是表浅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不能过高要求他），从而他的论断和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时他直说没有上策，如《乌桓鲜卑传论》），不会完全恰当；但他在向“通古今之变”这条道路上走，——只以时代太早，不懂怎样走才好，——我们不能不说他的史学方向是对的。特别是写断代史的人，如果不求会通，就会割断历史，班固却没有见到这一点。在这一方面，不能不说范晔优于班固。他批评班固“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自称“《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其中合者，不减《过秦》篇”，并不夸大。

（三）范书在体制方面，也有所创立：（1）在范以前，正史上除后妃以外，妇女没有地位。他慨叹说：“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因创立《列女传》。内容并不限于表扬贞节，而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列女传序》）此例一开，后来作者一般沿用，两千年中优秀的妇女，才在正史上占有一席。（2）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门四科，文学居末。重“德”轻“文”，是封建经典的传统压力，马、班虽曾为个别文学家作传，还不敢把“文学”和“儒林”并列。但自汉以后，文学蓬勃发展，写作很多。曹魏时郑默、荀勖作《中经》（一种图书目录），已把图书分为六经、诸子、史书、文集四部，文学可与“儒林”抗衡，形势显然。范氏把握这种趋势，创立了《文苑列传》，此例一开，也为后世史家所遵行。（3）在这以外，他还创立了《逸民》《独行》《党锢》《宦者》《孝子》[16]列传，这是反映东汉一代风尚和特有的历史现象的。清人邵晋涵氏讥评范氏“多立名目”，以为“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江南文钞·后汉书提要》），这话似是而实非。历史是在变化的，断代史自不能千篇一律；叙述一代史事须要反映一代特点，范氏为后汉一代创立诸传是正确的。例如马、班都有《游侠传》，而东汉没有游侠，他就不作《游侠传》，不是范氏好多立名目。宦者、党锢，一代大事，不用说了。《逸民》《独行》二传，实有深意：独行是“狷者有所不为”，可叹可佩。逸民中除了遁世避祸的以外，一般是“处士纯盗虚声”，“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而东汉君主却很优容他们，理由是：“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后汉书·周党传》）其政治作用是：“举逸民而天下归心焉！”逃避现实，是对统治者有利的，因此上下相欺，成为风气。这些情况，范氏在史事叙述中，在论、序中已揭出了。他自己并不向往这批人，特为周燮，黄宪、徐穉、姜肱、申屠蟠作合传，并破例于篇首作序，指出：“若二三子，可谓识去就之概，候时而处”，区别于逸民、独行，这是对东汉风尚的否定。他自己一心向往的则是和政治上恶势力进行殊死战斗始终不懈的志士，这是所谓“狂者进取”。《陈蕃传》论可见其意旨：“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他指出，为正义而斗争，即使失败，也必然会发生重大的有利于国家的深远的影响，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

至于为“孝子”立传，也本于当时崇尚。汉代“以孝治天下”，两汉皇帝的庙号，都要戴上一个“孝”字；《孝经》一书，在两汉很为盛行。统治者劝孝的目的，是把孝父母和忠君联系起来，所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在生性淳厚的下层人民中，孝是不需要劝的，见了孝子一般都肃然起敬。统治者的手腕，在于把孝引导到忠。士族，在东汉是一个新兴的、上升的阶层，他们还是讲孝义、重耿直的。他们以“修己以致禄”为孝之大，以此光大门庭、保持族望，这和东晋南朝堕落腐败的士族“干禄”而不“修己”，形成鲜明的对比，《孝子列传》之作，是很有意义的。

（四）范氏某些观点，有超过前人之处，如张衡是文学家而兼科学家，范氏不把他纳入《文苑列传》，而替他作了专传。在传文中虽也表扬了张衡的文学，而在论中却专力推崇他的“艺”（科技发明），说是：“围范两仪，天地无所蕴其灵；运情机物，有生不能参其智。……量斯思也，岂夫艺而已哉？何德之损乎！”打破了前人重德轻艺的传统。[17]但范氏也有些比前人更落后的观点。如《周党传》载：“初，乡佐尝众中辱党，党久怀之。后读《春秋》，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与乡佐相闻，期克斗日。既交刃，而党为乡佐所伤，困顿。乡佐服其义。”李慈铭指出，此事载《风俗通》，应劭已加以贬斥，这是“以一朝之怨而肆其狂怒”，不孝不智，说不上“义”。这种观点不是落后于前人吗？范氏还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不信有鬼神，《宋书·范晔传》说：“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这是很进步的思想。但在全书中又常见到他对符端、气运、期数、阴德等等的迷信。特别是他创立《方术列传》，把大医学家华佗和方士并列。在传中历述：费长房的缩地，王乔的凫履，左慈的羊鸣，郭宪、栾巴的潠酒灭火，樊英的潠水灭火，像煞有介事，天下真有神仙！又把大兴水利、压抑豪强的良吏许扬也混在其中，真是冤哉枉也！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往往不能超脱当时社会意识的限制；头脑中有了进步思想，常常被落后的思想拖住了。我们见到古人有这种情况，应自己加倍警惕，而不能对古人求全责备。孔子说的好：“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我们侧重他进步的一面罢！

此外，在全书中，有些较重要的资料被遗漏了，目录编排次序也不大妥当，我们应当体谅：范书并未全部写完，没有做最后刊定，原稿在他死后给后人编排，又有点变样，这些小节，可以存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