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老庄之说倡行，玄学兴起，思想界高唱“名教出于自然”，“名教即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冲击了两汉以来的官方儒学，带来一股活跃思想的清新空气，然而也产生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加之复杂的社会原因，促成一大批官僚、士人蔑礼弃教，狂放不羁。这虽然也有冲破礼教牢笼的意义，但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建立防御内扰外侵的社会机制十分不利。因此，早在西晋时期即有傅玄等人提出“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上疏说：“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西晋的动乱与灭亡，促使更多的人对玄学及其影响下的风气予以反思，而史学是这种反思直接而系统的学术方式。其中编年史源于《春秋》《左传》，已形成的一套义例书法，契合于儒学，便于表达儒术。东晋之初，首先编撰编年体晋史总结历史教训的是《晋纪》的作者干宝。干宝字令升，西晋末曾任佐著作郎，东晋初为史官。他在《晋纪总论》（载《文选》卷四十九）中总结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尖锐地批评了玄学而表达了崇尚儒术的思想。在史学方法上，干宝力主仿《左传》而撰著编年史，“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史通·二体》），对编年史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孙盛踵干宝之后，不仅极大地发展了编年史的纂修方法，而且在批评玄学、提倡儒学上迈进了一大步。
上文所述孙盛史著中一系列重道义、复礼制的史论，表现了强烈的呼唤儒术复归的意念。他虽善辩名理，但并不赞同谈玄，《晋阳秋》中特别记载了“妙善玄言”的王衍将被石勒所杀时的自悔之言：“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十六》刘孝标注引）还以肯定的笔调载录了陶侃的言论：“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当正其衣冠，摄以威仪，何以乱头养望，自谓宏达耶？”（《世说新语·政事第三》刘孝标注引）体现了对唯务玄谈和不修礼仪的反对态度。
孙盛对玄学的批判，还深入到学术理论方面，他批评王弼说：“《易》之为书，穷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傅会之辨而欲笼统玄旨者乎？故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赜无间，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44]《周易》是儒学经典，但也被玄学奉为“三玄”之一，王弼的《周易注》是早期的玄学名著。孙盛的这段史论，指斥王弼歪曲《易经》的根本精神，亦即反对将《易经》傅会为玄学的理论依据。玄学崇尚老子而孙盛则撰有《老聃非大圣论》《老子疑问反讯》二文（载《广弘明集》卷五），前者贬抑老子的同时将儒学称为“圣教”，认为“老子之作，与圣教同者，是代大匠斫、骈拇咬指之喻；其诡乎圣教者，是远救世之宜，违明道若昧之义也”。后文指摘《老子》中多处自相抵牾之处，特别批评其“屏拨礼学，以全其任自然之论”，并指出：“或问老庄所故发此唱，盖与圣教相为表里，其于陶物明训，其归一也矣。盛以为不然，夫圣人之道广大悉备矣，犹日月悬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驳于六经矣，宁复有所愆忘俟佐助于聃、周乎？”这就将老、庄之说置于儒学的对立地位，矛头所向，直破玄学的理论根基，表达了儒学“犹日月悬天”因而独尊儒术的立场。
但是，孙盛未能对儒学做出新的发展，所主张的仍是旧有的儒学道义和上古的礼制观念，在历史著述中又捡起汉儒的天人感应学说和灾异应验思想以解释历史的变动。他撰史甚至在文字上也着意模仿《左传》，被裴松之予以尖锐批评[45]；在书法上竟模拟《春秋》“某年春帝正月”的写法，被刘知幾斥为“貌同而心异”（《史通·模拟》）。而此前的干宝，也有这类模拟《春秋》之弊，受到刘知幾同样的批评。说明干宝、孙盛在以史著提倡儒术方面，尚停留于形式及内容的复旧，因而显得苍白少力。尽管如此，他们批评玄学、提倡儒术的作为，仍有一定的影响。与孙盛同时而稍后的习凿齿，撰有《汉晋春秋》，主旨在于提倡忠义，摒斥曹魏政权，以蜀汉为东汉的延续，对后世儒学的历史正统论影响颇大。当时尚有袁宏撰《后汉纪》，认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后汉纪自序》）。可见东晋时期在对玄学的反思中，产生了一个以编年史阐扬名教、力倡儒学的史学流派，孙盛是其中成员之一，他对史学方法的创树和对玄学的批评，是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都应注意的问题。
（1995年第4期）
[1]《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1页。后版本同此，仅注页数。
[2]《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第1439、1440页。
[3]《三国志·朱然传》注引，第1307页。
[4]《三国志·孙策传》注引，第1111—1112页。
[5]见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803、3804页。
[6]《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第131页。
[7]《三国志·二主妃子传》注引，第908页。
[8]《三国志·费诗传》注引，第1017页。
[9]《三国志·张嶷传》注引，第1055页。
[10]《三国志·二主妃子传》注引，第906页。
[11]《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第123页。
[12]《三国志·吕凯传》注引，第1047页。
[13]孙盛是否撰有吴国世谱，文献无征。而《世说新语》的《识鉴》《假谲》两篇各有一条注文引自《晋世谱》，但未标明作者。查各种文献，魏晋南北朝时期除孙盛的魏、蜀二《世谱》及未明作者的《晋世谱》外，再无这样名为《世谱》而记述范围为一朝、一国的著述。因此，不能排除《晋世谱》是孙盛所撰，谨此存疑。
[14]《三国志·明帝纪》注引，笫115页。
[15]《三国志·姜维传》注引，第1067—1068页。
[16]分别见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第197、203、565、592页裴松之注引。
[17]《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第117页。
[18]《三国志·管宁传》注引，第363—365页。
[19]《三国志·夏侯玄传》注引，第303页。
[20]《三国志·胡质传》注引，第743页。
[21]《三国志·王昶传》注引，第750页。(www.xing528.com)
[22]《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第244页。
[23]《三国志·宗预传》注引，第1076页。
[24]《三国志·三嗣主传》注引，第1179页。
[25]《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第918页。
[26]《三国志·姜维传》注引，第1068页。
[27]《三国志·何夔传》注引，第380页。
[28]《三国志·毛玠传》注引，第377页。
[29]《三国志·法正传》注引，第961页。
[30]《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第26页。
[31]《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第61页。
[32]《三国志·后妃传》注引，第168页。
[33]《三国志·和洽传》注引，第656页。
[34]《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第581页。
[35]《三国志·任城陈萧王传》注引，第577、576页。
[36]《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第592页。
[37]《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第142页。
[38]《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第145、147页。
[39]《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第926页。
[40]《三国志·吴主传》注引，第1148—1149页。
[41]《三国志·赵达传》注引，第1426页。
[42]《三国志·明帝纪》注引，第106页。
[43]《三国志·杜畿传》注引，第497页。
[44]《三国志·钟会传》注引，第796页。
[45]《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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