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阳秋异同》：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重要篇章

孙盛的《魏氏春秋》二十卷，是一部以编年体记述三国时期历史的著作。而在孙盛以前，记载三国时期史事的著述已然很多，除陈寿的纪传体《三国志》外，如韦昭等的《吴书》、鱼豢《魏略》、虞溥《江表传》、王崇《蜀书》以及难以数计的杂史、杂传，同述一事而往往相互歧异，对这些资料的鉴别取舍，乃是撰史中不可避免的工作。孙盛则将这种鉴别史料的依据和见解编撰成《魏阳秋异同》一书。按，《魏氏春秋》原名恐亦称“魏阳秋”，《史通·摸拟》称孙盛著“魏晋二《阳秋》”，沈涛《铜熨斗斋随笔》指出：“盛避晋郑太后讳，改‘春秋’为‘阳秋’，则《魏氏春秋》亦当改为‘阳秋’。今《隋志》仍作‘春秋’，当是后人追改。”（转引自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二）因此，从书名上看，《魏阳秋异同》即是《魏氏春秋》的副产品。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魏阳秋异同》八卷，清严可均在《全晋文》中辑得其中十条题作《魏氏春秋异同评》，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引述本书时或称《异同评》，或称《异同杂语》《杂记》《异同记》等等。对于这些不同的名称，前人历有解释，如钱大昕指出：裴松之注所引有“孙盛《异同评》，或作《异同杂语》，又作《异同记》，又作《杂记》，其实一书也”（《廿二史考异》卷十五《三国志一》）。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等所持看法，也与钱大昕相同。但为什么同为一书却有差异颇大的不同书名，似应有更进一步的解释，这需要结合引录时的不同内容予以分析。查《三国志》中凡引为《异同评》或题为“孙盛评曰”者，均带有对不同历史记载何者属实的辨定，而引为《杂语》《杂记》者，皆为传闻异事，皆没有是否属实的辨定。据此，《魏阳秋异同》应包括两大类内容，一是罗列不同的记载而随之加以孰是孰非、孰实孰非的评断，是为《异同评》；二是仅录各种不同记载或传闻，尚未能做出是否属实的判断，即称为《异同杂语》或《异同记》，亦简称《杂语》《杂记》等等。全书的总称自当以两《唐书》著录的《魏阳秋异同》为确，而《异同评》应是全书最重要部分，约定俗成地称此书为《异同评》亦无不可。

《魏阳秋异同》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撰史中史料考异方法的首创之作。《三国志·武帝纪》的一条裴松之注引文曰：“《曹瞒传》及《世语》并云桓阶劝王正位，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发病卒。孙盛评曰：‘夏侯惇耻为汉官，求受魏印，桓阶方惇，有义直之节。’考其传记，《世语》为妄矣。”这里根据桓阶和夏侯惇在以魏代汉问题上的一贯态度，反驳了《曹瞒传》和《魏晋世语》的错误记述，显示了全面掌握历史人物事迹以判断具体记载的眼光。而同处还引有《魏氏春秋》的记述：“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这表明孙盛在《魏阳秋异同》做出史料的判断后，便在自撰的《魏氏春秋》中采用了相应的记述，两书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www.xing528.com)

孙盛审定史料的方法，既有对不同记载的比较，又有以理做出的推断，还有精湛的历史考证。如关于赤壁之战与孙权攻合肥事的先后，他比较了《三国志》中《魏志》和《吴志》的不同记载，指出“《吴志》为是”[1]，这是以比较斟酌定取舍；关于诸葛恪赴宴被孙峻所杀，《三国志》记载为滕胤一劝而使其入宴，《吴历》则记载为滕胤劝其避还，孙盛认为这种“非常大事”，诸葛恪若自己欲躲避，是不会听人一劝而去冒险的，因此在真实性上“《吴历》为长”，[2]这是以理推断之例；关于吴将朱然击败魏将胡质的时间，孙盛通过博引资料，指出了《三国志·吴书》之误，[3]这是史事考订之例。而关于孙策遇刺事对《江表传》《三国志》《九州春秋》多种记载的一一辩正，[4]则使用了比较、推理、考订等方法，将之熔合一体，其详密、精核的程度，与七百多年后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相比而毫不逊色。且《魏氏春秋》记三国史事共二十卷，而为之辨定史料的《魏阳秋异同》即有八卷，内容不为不富。因此，一些论著中往往称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一书为史料考异法的创始之作，是不确切的，史料考异法及其著述的创始人都是东晋的孙盛。北宋时期编撰的《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都引录有《魏阳秋异同》之文（见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引录），疑此书北宋时尚存。《资治通鉴考异》中也有两处引自孙盛《异同评》（《资治通鉴考异》卷三“汉献帝建安五年四月”条与“魏嘉平五年十月”条），又《资治通鉴考异》无论就编撰动机、内容结构还是考辨方法，都与孙盛之书相同，说明司马光是受了孙盛撰史方法的启示并仿照为之，柳诒徵称“温公考异，滥觞于裴松之《三国志注》”（柳诒徵《国史要义·史德第五》），亦非确论。

魏晋时期，解释经义的异说蜂起，随之又出现了许多名为《异同评》的相关著述，如西晋时孙毓著有《毛诗异同评》《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5]，徐苗著有《五经异同评》（《晋书》卷九十一《徐苗传》），陈邵著有《周官礼异同评》（《隋书》卷三十二《经籍一》），等等。这些书籍皆已久佚，但从孙毓二书的马国翰所辑条目上看，皆是在各家注解经义之说中取其一面驳其余，即专主一家经义而否定他说。孙盛《魏阳秋异同》也以“异同”为名，当是受这种经学上论辩是非异同的启迪，但他将之引入史学，并且改解释其义为判定史实，从而对史学方法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在史学发展上的功绩是不应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