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史学史意识 - 《史学史研究》文选

史家的述作之旨往往集中表述于自序中，包括如何自我定位。班固对于自己的述作之旨讲的很少，严格地说，只有《汉书·叙传下》里的这一段：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

意思是一代之史得以传世，有赖载籍，汉代历史述作不全，体例复有可议，因此自己来作一部《汉书》。如与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的悱愤之言相较，班《叙》似乎卑之无甚高论。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表达的述作之旨颇为复杂，容易被曲解与误读，甚至要借由与壶遂的问答来澄清他对孔子《春秋》的看法以及自己著作与孔子《春秋》的区别，他的“唯唯，否否，不然”，充分显示他的述作之旨自己清楚却难以让别人了解的处境，当然这与他的自我学术定位和当时的学术环境有很大关系。[17]班固的时代与司马迁不太一样，面临的问题也不相同，“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后汉书》卷四十《班彪列传》），据《后汉书·班彪列传注》与《史通·古今正史》，这些好事者姓名可考者有十余人，可见在班固之前，包括班彪在内，已有许多人续《史记》，《史记》已发生影响力，成为历史书写竞相模仿、接续的对象。而且这时孔子《春秋》的经、史地位也已渐趋分明，想修史的人再不会遇到壶遂这类人的质问，要担心的问题变成“私改作国史”[18]。众人想续《史记》，一方面是认为历史的赓续必须接着写，如班固说的“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汉书》卷一百《叙传下》）；另一方面在书写上也要取法可见到的典籍，斟酌损益，以求胜出，如班彪说“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即为此意。班彪又说“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后汉书》卷四十《班彪列传》）这就是他斟酌《史记》之后的抉择。班固强调“傍贯五经，上下洽通”，意有所指，明显是针对司马迁；同时删去世家，改八书为十志，保留纪、表、传，也表现了他不同于司马迁与班彪的取舍抉择。在《后汉书·班彪列传》《汉书·叙传》《汉书·司马迁传》《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序》中，班氏父子一贯地从“世有史官”“国自有史”的历史观点进行他们的史学史论述，《史记》与《汉书》也都在这个论述架构中被审视与定位，《史记》续《楚汉春秋》，《汉书》续《史记》，各有斟酌损益，如是而已。因此《汉书·叙传》的内容不像《太史公自序》那么复杂与沉重，述作之旨简单许多，也平和许多，除了叙述家世，只有接续《史记》书写的背景动机、对《史记》的取舍以及各卷序意而已。(www.xing528.com)

班固的史学史观念重视传承演变，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有清楚的表述，他认为孔子《春秋》所继承的乃古代史官史籍的传统，古史遗文语多不经，《春秋》以下脉络方较可循，由《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以至《太史公书》，正可说明此一脉络与传统。他将这几部书同列为“《春秋》家”，并且说仲尼之前有史官，有左史、右史，也有“春秋”，而且“帝王靡不同之”。总之，班固认为《史记》与孔子《春秋》共同继承一个更古老深厚的传统，而不是孔子突然发明《春秋》，《史记》又简单直接地继承《春秋》。班固当然读过《太史公自序》，知道壶遂与司马迁的问答内容，并且他也知道班彪的史学史论述完全不提孔子《春秋》，他重视史官制度与史学传统同时又将孔子《春秋》纳入其中的看法，显然是在班彪与司马迁之间的一种折衷。不过，《汉书》的体例与叙事承袭《史记》的远比《春秋》为多，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又清楚说明班固在历史书写上的判断与抉择，反映了他对史学发展的最终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