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的《春秋》论述对史学史的意义

《春秋》亦史亦经，如何看待《春秋》，是古代经史关系上的一大课题，相关论述涉及对古代史学的理解，最能反映出论者的史学史立场。

《后汉书·班彪列传》说司马迁《史记》问世之后，续貂者众，“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班彪也作了《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范晔引述班彪之言曰：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这段简短的史学史论述最引人注意的是完全没有提到孔子《春秋》，其中所谓的“鲁之《春秋》”既然引自《孟子》，与晋《乘》、楚《梼杌》并举，“其事一也”，指的当然是鲁国史记，而非“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的孔子《春秋》。称《左氏》与《国语》“独章”，而未将其与《春秋经》《公羊传》《穀梁传》等混为一谈，正显示班彪摆脱汉代经学的《春秋》经、传论述基调，而别有其区分经、史脉络的论述立场。在这段文字稍后，班彪 又说：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

其中所列书名与前段文字大致对应，同样也没提孔子《春秋》。班彪在论述史籍发展时刻意不谈孔子《春秋》，这项论述背后的认知前提与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所说：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

显然是大异其趣的。班彪的经、史学术分野是泾渭分明的，视孔子《春秋》为经而与史无关，因此他在续《史记》作《后传》进行史学史的考察与评论时，并未将孔子《春秋》列为讨论对象。他既提到《孟子》，当然不会不知道孟子对“孔子《春秋》”这一命题的看法，但是他只引用孟子“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的说法，而完全不提孟子引述孔子之言“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择别去取，自见用心。同时他身为汉代通儒[13]，不可能不知道公羊《春秋》一派有关“孔子《春秋》”这一命题的论述，但也同样不取。显然他将孔子《春秋》剔除在史籍传统之外并非一时的疏失，而是刻意的，是有意识的。班彪的史学史论述完全摆脱了经学的纠缠，与司马迁视“孔子《春秋》”亦经亦史而为史学史论述必不可少的元素[14]，在观点上明显不同。

班彪的史学史论述建立在“世有史官”“国自有史”的普遍前提上，同时将孔子《春秋》摒除在外。班固部分承袭了这个观点，《汉书·叙传下》云：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

《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序》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所谓“世有典籍”“世有史官”“帝王靡不同之”，与班彪“世有史官”“国自有史”的说法可谓如出一辙。另一方面，班固对于“孔子《春秋》”的史学性质与影响也有自己的看法：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www.xing528.com)

《汉书·司马迁传》赞亦云：

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继唐尧，下迄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

这两段论述都在史官史学谱系中为孔子《春秋》留了位置，观点大异于班彪而略近于司马迁，其中有关《春秋》与《左传》成书背景的解释，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的说法基本一致：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不过，班固明言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鲁史记即鲁春秋，乃“国自有史”前提下之诸侯史记；与司马迁含糊其辞地说孔子“论史记旧闻”“因史记作《春秋》”[15]而未能确指孔子所“因”、所“论”为何，两者同中还是有异，反映了两人对孔子取材史记、史文的环境条件有认知上的差异。以今日对古代史学的认识，班固的看法可能较符合事实。班固认为孔子作《春秋》重点在褒讳贬损之义，性质是经，若无“本事”，不免空言，乃至口授弟子而人人异端；《左传》论“本事”而为传，呈现的是历史事实，其性质为史。班固在《汉书·叙传下·艺文志小序》中说孔子“纂《书》删《诗》，缀礼正乐，彖系大《易》，因史立法”，《汉书·儒林传》也说孔子“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因史立法”“成一王法”指的就是作《春秋》，意思很清楚，《春秋经》的本质是“法”，不是“史”，是“以制义法”[16]的法，也是“以当王法”（《史记》卷二十一《儒林列传》）、“当一王之法”（《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壶遂言）的法。班固认为，孔子《春秋》是“经”，是“法”，但是与“史”也有一定关系，即“因史”而成；不论孔子所“因”的是鲁史抑或如司马迁所说包括其他诸侯史记旧闻，孔子不可能徒托空言作《春秋》，必有所据；同时正因为孔子“窃取其义”，所作当然也就不可能如孟子批评诸侯史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一般，了无深意。“因史立法”，确是一语破的。孔子《春秋》既是“经”，是“法”，即使“因史”而成，也不可能是班固心目中的“史”了。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解释孔子作《春秋》的背景与动机时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班固《汉书·艺文志》未采此说，而谓：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

这分明是移接改写《孔子世家》论孔子与《书传》《礼记》关系的文字：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司马迁采择《论语》、《孟子》、三《传》论述孔子《春秋》，《史记》中的例子很多，班固多不取。本例的移接与改写，所谓“载籍残缺”“思存前圣之业”“文献不足”“史官有法”，仔细玩味，对班固的历史解释与史学认识当可有进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