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班固的史官与史学史意识

史学的发展有其历史背景与脉络，先秦时期的史学与史官有密切关系，班彪父子对此有相当的认识。班彪说：“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6]；班固也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7]“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史官由来久矣，不但列为王官，同时遍及诸侯，并且世代传袭，这是班氏父子对先秦史官的基本认知。班彪说：“世有史官，以司典籍”，班固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又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汉书》卷三十《艺文志·道家序》）史官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记言记事，这是班氏父子对先秦史官工作内容的认知。班固又说：“史官之废久矣”（《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术数序》），这本是客观事实，从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所述身世即可得到印证。由于先秦史官废绝，史书亡佚，班氏父子对史官的论述内容有限，但观点明确，与司马迁对同一问题的论述不大一样，反映出不同的史学史意识。

司马迁出身太史世家，但征诸《史记》，他对先秦史官的制度、人物、书法文化很少提及，除了在《太史公自序》中叙述自己的家世，整部《史记》对先秦史官几乎没有什么论述。他源自太史的传承，除了渺远的家谱，主要是他父亲司马谈，似乎太个人化或太家族化了。[8]司马迁多次强调孔子因史记、史文作《春秋》，但是对于诸侯史记的“春秋”与孔子《春秋》之间的种种问题却未能清楚交代，他对先秦史官、史记的认识有所局限，以致他的史官论述明显呈现时代、个人或家族的观点，而于史官传统中的客观事实表露有些不足。正因为如此，虽然他书写的也是历史，但他期许自己的学术是复杂的“一家之言”，而非仅止于他所认知的古代史官记事之学。[9]

班氏父子距离先秦时代更远，书阙有间，连司马迁还能见着的《秦记》都看不到[10]，但是他们对史官传统却深为肯定，他们在相关问题的论述上始终意识到这一传统的存在，他们倾向经史分离的史学史见解也与此认知前提有关。不论是班彪的《后传》还是班固的《汉书》，主要的著述动机乃是接续前史，完成一代之史的书写。这种接续写史的意识甚至影响到班固对司马迁撰述《史记》的理解，例如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所谓“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实非司马迁的述作之旨，班固此言不免以己度人，将自己的述作意识投射到司马迁的身上，完全忽略《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的夫子自道。

班彪、班固皆称司马迁为“良史”，史而称良，自是经由比较而得，其中不可避免地蕴含了史学史的观察、论述与意识。[11]《左传·宣公二年》载孔子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原因是董狐坚守史官书法，能够不隐恶地大书“赵盾弑其君”。班彪虽然批评《太史公书》“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然而因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仍称他“盖良史之才也”。（《后汉书》卷四十《班彪列传》）“文质相称”源自《论语·雍也》的“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原义指“文采（饰）”“质朴”两种风格，班彪取法其原则或精神，引以为史学评论的标准，其来有自；但“文”“质”的具体标准已随时代而有所变化。孔子《春秋》约一万七千字，《左传》约十九万字，《史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汉书》约八十万字，班彪所谓“文质相称”的良史书写，实际已不可能与《左传》中被孔子称赞为“古之良史”的董狐书法相同，也不可能与《春秋》书法相同。班固在《汉书》中对司马迁的批评承袭乃父，除了无关宏旨的文字更动，主要增加了“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重点在强调《史记》为实录，强调司马迁具良史之才乃时贤共识，并且对品评标准做了些诠释与补充。(www.xing528.com)

司马迁既被视为“良史”，《太史公书》自然是“良史之作”，但是班固在《艺文志》中并未立史目或史籍类，而是将《太史公书》置于“《春秋》家”下。《艺文志》不立史目与将什么书列于“《春秋》家”都是有待解释的问题，学者对此的解释不外：当时史籍数量不多，不足以成类；当时尚无史学观念或史学观念不发达、不统一，难有类名；《春秋》本是史学源头，所谓史籍自当归并在《春秋》家下，无须独立一目。[12]学界对《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形成，也贯持“史籍大增”与“经史观念分离”以为解释，两相对照，自也言之成理。不过班固何以如此，其实还有讨论的空间。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春秋”实有二义，《总序》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其中的“春秋”指的是孔子《春秋》；《春秋家序》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其中的“春秋”指的是史官记事的“春秋”，不过同篇“《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指的又是孔子《春秋》；至于《六艺序》云：“六艺之文：乐以合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其中的“春秋”指的还是汉儒心目中能据以断事的孔子《春秋》。总之，《春秋》有二义：古史官所记“春秋”与孔子《春秋》。班固虽然明乎此理，但一来“周室既微，载籍残缺”，古史官所记“春秋”不传，二来受汉代“《春秋》学”的影响，因此“春秋”虽有经、史二义，“《春秋》家”观念的落实却只能是“孔子《春秋》学案”。至于“《春秋》家”将《世本》以下包括《太史公书》在内的九种显然并非孔子《春秋》学案成员的文献列入，似可从它们的内容与性质同具古史官所记“春秋”的遗意这方面来理解，《艺文志》既不为它们另立史目，便只有含糊“春秋”二义为一家，将它们胪列其中了。事实上，在《后汉书·班彪列传》与《汉书·司马迁传》中，班氏父子对孔子之后的史学发展都曾有经史分离的论述，如果班固坚守经史分离的立场，将《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等另立一类，以回应“春秋”的史义，问题自可迎刃而解；结果他将这些史籍列在“《春秋》家”，序文却只谈孔子《春秋》学案，调和折衷之余自然是矛盾冲突毕现。班固想必读过《太史公自序》，不可能不知道壶遂与司马迁的问答内容，竟仍必欲置《太史公书》于“《春秋》家”，做法诚属可议。

班固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若依此而立史目，则《春秋》《尚书》皆在史目之下，这与汉代经学观念不合，非当时所能想象与接受。班固又说：“《书》者，古之号令”，这是他对《尚书》内容的理解与定义。《汉书·艺文志》“《书》家”有《周书》七十一篇，班固自注为：“周史记”；颜师古注：“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据颜师古注引刘向的说法，这部《周书》的内容、来历都与《尚书》相近，班固将它列为“《书》家”，自可理解，但自注称它为“周史记”，仍反映出他对“书”与“史”关系的认识。“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周书》为史官所记，自可视为“周史记”。然而《艺文志》“《书》家”有《议奏》四十二篇，班固自注：“宣帝时石渠论”；“《春秋》家”有《议奏》三十九篇，班固自注：“石渠”；“《礼》家”有《议奏》三十八篇，班固自注：“石渠”。三处的《议奏》应为同一文献，只是登录篇数稍有出入，这是明显的重复，同时也反映出班固对《议奏》的类属处理不是很清楚。“《春秋》家”又有《奏事》二十篇，班固自注：“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也是记言之作，却不归类于“《书》家”。这些情形说明班固对于“史”与“书”、“史”与“春秋”、“书”与“春秋”的界限与关系认识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