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成书后所经历的命运跟《史记》很不相同。《史记》著成后并未被人们重视，至宣帝时，才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司马迁传》）。《史记》在东汉甚至被目为“谤书”。汉晋时期对它研究的学者很少。《汉书》成书后则受到普遍的推重，史称：“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后汉书·班彪列传》）邓太后临朝时，遍注群经、学生千人的经学大师马融，还“伏于阁下，从（班）昭受读”（《后汉书·列女传》）。这说明当时学术极重专门传授，也证明《汉书》一出世就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至唐司马贞，对《史》《汉》传习的不同情况这样做了总结：“《史记》汉晋名贤未见推重。”（《史记索隐序》）“《汉书》后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是兼采众贤，群理备至，故其旨富，其辞文，是以近代诸儒共行钻研。”[3]司马贞主要活动于唐开元年间（714—741）。据此可知，《汉书》从东汉起备受推崇，长达六百余年。学者们“共行钻仰”的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见到：
视为五经之亚，遵为修史法式。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称赞《汉书》：“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与刘勰同时的萧统（梁昭明太子）编《文选》，其中“史论”和“史述赞”所选的代表作，有《汉书》的《公孙弘传》赞、《高祖纪》赞、《成帝纪》赞、《韩彭英卢吴传》赞共四篇，《史记》却一篇未选。
刘知幾作为杰出的史评家，他对《史记》《汉书》这两部巨著在史学上的贡献都有很高评价，而从编纂学角度和反映当时学者所喜爱说，他又较看重《汉书》。他认为，《史记》对纪传体有开创之功，诸体配合，优点很多；不过它是通史体裁，“疆宇辽阔，年月遐长”，不易做好。《汉书》继承了《史记》体裁，又断代为史，实在优胜得多：“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史通·六家》）他还概述学者尊奉《汉书》的情况：“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三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史通·古今正史》）可见《汉书》在当时的地位仅次于五经，继《汉书》而起，历代修成断代“正史”并流传下来的，先后有《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刘知幾所讲“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就是对这六百年间历史编纂上效法《汉书》的取向所做的概括。
传授注解的学者辈出。《汉书》在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等家注解。此后，历代专门研究的学者辈出，成为一门发达的学问。据《隋书·经籍志》著录，自汉至唐，注释《史记》的著作只有裴
、徐野民、邹诞生三种。注《汉书》的则多达十七种，作者有应劭、服虔、韦昭、刘显、夏侯咏、萧该、包恺、晋灼、陆澄、韦棱、姚察、项岱等。姚察对《汉书》研究尤精，一人所撰即有《汉书训纂》《汉书集解》《定汉书疑》三种。因此《隋志》概述说：“《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4]唐初颜师古撰《汉书注》，是对注释《汉书》一次集大成的工作。据他所撰《汉书叙例》所列，共综合了二十三家注解。其中确知时代的，荀悦、服虔、应劭是东汉人，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如淳、孟康是魏人，韦昭吴人，晋灼、刘宝、郭璞、蔡谟是晋人，臣瓒、崔浩是北魏人。此外注家能见到姓名的，梁时有刘孝标、梁元帝，唐时有颜游秦、刘伯庄、李善。六百年间传习注释《汉书》的学者如此众多，尤其能说明其地位在当时确实超过《史记》。
被当作必读的历史教科书。这里有两个典型例证。一是《三国志·吴主五子传》载：孙权立孙登为太子，张休为太子师傅。“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汉书》所载是“近代史”，所以被这位江东霸主指定为太子必读的教科书。另一是《陈书·姚察传》所载，陈宣帝时，姚察任职史馆，以兼通直散骑常侍身份，出使北周。传中记载的这次出使的唯一史实，是“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由于当时双方是对立政权，官员之间的私人接触很受避忌。这位沛国人士竟为研读《汉书》而甘冒风险，偷偷前来找姚察请教，足见《汉书》对当时士大夫有何等的吸引力。
《汉书》如此盛行六个世纪，时间可谓漫长，究其原因，也应是多方面的。书中的正宗思想适合封建士大夫的胃口，自是重要一项。此外，它所载“近代史”为人们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教科书，它包举一代的完整性，使研究汉史者极感方便，它开创的史书新格局成为后代修史“定式”，它囊括的丰富内容具有很高的、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这些也都应该是重要的原因。(www.xing528.com)
（1988年第1期）
[1]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第二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此据《史通·古今正史》。其余十人是卫衡、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此外，《通志总序》讲还有贾逵。又据《汉书·杨恽传》，言司马迁外孙杨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或者也有所补作。
[3]《史记索隐后序》。按，司马贞生卒年未详。他于贞观初任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晚年撰成《史记索隐》。
[4]司马贞《史记索隐序》云：“蔡谟集解之时已有二十四家之说。”此二十四家何人未详。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蔡谟《汉书集解》有一百一十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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