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汉书》延续司马迁实录精神 | 史学史研究选辑

首先是体现在班固对司马迁史学成就的评价上。《汉书·司马迁传》赞语，内容大体采用班彪所写的《略论》（《后汉书·班彪列传》），代表了班氏父子对司马迁史学的看法。赞语对司马迁史学有表扬有批评：“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固批评司马迁“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这是拿“独尊儒术”以后将儒学神圣化的正宗观点，去衡量别一时代的思想而得出的偏颇结论。其实，司马迁并没有贬低孔子和儒学，正相反，他对孔子和儒学是多所肯定和表彰的。事实不胜枚举：司马迁认为孔子所修《春秋》，是“王道之大者”，“礼义之大宗”，“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司马迁宣称他撰史的目的，就是“继《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整理史事、考辨史事的基本方法和标准，是“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序》）；司马迁为孔子及其儒家学派修撰了《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荀列传》《儒林列传》，特别是在《孔子世家》赞语中讲，许多生前地位显赫的人物死后都被人忘却，唯独孔子在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地位不朽，“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孔子学说非常尊奉，证据凿凿，不可否认。所以直到近代，龚自珍仍称司马迁为“汉大儒司马氏”（《龚自珍全集·陆彦若所著书序》）。梁启超也说，“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读书分月课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六十九），“司马迁固汉代独一无二之大儒矣”（《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司马迁与班固所不同处在于：司马迁是以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眼光表彰儒学，他不把儒学绝对化、神圣化，而他在推崇儒学的同时，吸取老庄、法家等学说的内容，并且批评俗儒、陋儒和谄媚之儒；班固则把儒学绝对化和神圣化，将儒学跟老庄等学说对立起来，尊此抑彼，毫无调和余地。正宗思想使班固走得太远了，所以他要对司马迁做出“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偏颇批评。

可贵的是，班固并没有因对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有所批评，而降低他在史学上的杰出成就。相反地，班固十分推崇司马迁的著史才华和品德：“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称赞司马迁既具有善序事理的史学才华，又具有直笔无隐的高尚史德，实际上，是尊奉他是历史家的楷模。班固的这些精到评价对于确立司马迁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起到了不能低估的积极作用。班固不被其正宗思想所蔽，公正地表彰司马迁的杰出史学成就，这本身就表现出班固忠实于历史的品格，并且说明，他同样以“不虚美，不隐恶”，写出“实录”式的史书作为自己的治史准则。

其次，体现在班固对内容取舍和史料抉择的标准上。

前人曾批评《汉书》武帝以前“尽窃迁书”（郑樵《通志总序》），这个批评是极其不妥的。既然司马迁对西汉历史的记述是“实录”，那么《汉书》武帝以前的史实，当然绝大部分要以《史记》为依据，班固这样做正是忠实于历史，未可指摘。况且，即令对武帝以前历史的记述，班固也在进一步占有材料的条件下，做了不少有价值的补充。我们对此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增设篇目，如《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东方朔、李陵、苏武等传。特别是张骞事迹，《史记》仅附于《卫将军骠骑列传》之后，叙述简略。《汉书》特为张骞立专传，给予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二是，班固根据“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汉书·贾谊传》）、“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汉书·晁错传》）的原则，在有关篇章中记载了西汉一代重要的文章、言论。如《贾谊传》载其《治安策》，《食货志》载其《论积贮疏》，《晁错传》载其《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食货志》载其《论贵粟疏》，《贾山传》载其《至言》，《邹阳传》《枚乘传》各载其谏吴王书，《韩安国传》载其与王恢辩论对匈奴策略的言论，《公孙弘传》载其《贤良策》。（见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汉书多载有用之文》）三是，《汉书》对西汉前期史实也有重要增补，如《萧何传》增项羽负约，封沛公于巴蜀为汉王，汉王怒，欲攻羽，萧何力言不可，乃之国。《韩信传》对韩信战功，《王陵传》对吕后王诸吕的复杂经过，也都有重要补充。（见安作璋《中国史学家评传·班固》）根据班固自己所申明，凡是《史记》所无材料，决不随便添加，必须确凿有据，方予增补，否则阙疑。《张汤传》赞语云：“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又《东方朔传》称，朔以滑稽诙谐著名，“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考核的结果，凡属刘向著录的东方朔的言行才可靠，“世所传他事皆非也”。从班固昌言的标准和他对材料的严格审核，确实说明他发扬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www.xing528.com)

第三，也是最主要一点，体现在班固敢于秉笔直书，揭露汉代封建统治的阴暗面上。

《汉书》是以宣扬汉朝政治功业为撰写目的的，那么，敢不敢暴露汉代封建统治的阴暗面，就成为班固是否具有“实录”精神的试金石。班固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他发扬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好传统，据事直书。有的学者称赞班固“不为汉讳”，是很中肯的。（见冉昭德《班固与汉书》，《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册）这里举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班固揭露西汉土地兼并的严重。《食货志》载有董仲舒上言，讲汉代仍继续秦朝当年严重兼并的局面，“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因此建议“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同篇又载：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所以又提出限田。《哀帝纪》中也载皇帝的诏令承认兼并的严重：“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无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二是，揭露诸侯王及外戚集团奢侈纵欲，无法无天。《景十三王传》总括说：“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并载广川惠王刘越“燔烧亨（烹）煮，生割剥人。距师之谏，杀其父子。凡杀无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节绝理。”江都王刘建，纵狼杀人，或将人幽禁活活饿死，“凡杀不辜三十五人”。《外戚传》揭露外戚集团利用裙带关系盘踞高位，“穷富贵而不以功”，骄奢淫逸，凶狠残忍，宫廷后妃之间、外戚之间因争宠争权，互置对方于死地，甚至杀人投毒。三是，班固对于即使是他所盛赞的“文景之治”时代，也能不加隐饰地揭示当时的弊政。《贾山传》引其《至言》，谏文帝“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路温舒传》讲景帝时冤狱遍地，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班固对宣帝时期吏治修明也是大加赞扬的，同时他对当时地方豪强作恶多端也如实记载。《酷吏传》载：宣帝时涿郡豪强西高氏、东高氏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四是，班固还深刻地揭露独尊儒术之后，以儒学进身任官制度，是打开为利禄奔竞之门：“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赞）他还总结自武帝以后“以儒宗居宰相位”那班人物，如公孙弘、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等，都是“服儒衣冠，传先王语”，“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汉书·匡张孔马传》赞）尖锐地抨击这些以儒学大师进身的显赫人物，都是庸碌自私、巧于饰己、专事谄媚之徒，根本不配居于宰相地位。在各人传记中，班固对他们的虚伪、贪婪多所揭露。如载公孙弘对武帝专事谄媚，对同僚则“外宽内深”，设计陷害，“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汉书·公孙弘传》）匡衡假报所封临淮郡地界，侵占田地四百顷。张禹“内殖货财”，“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汉书·张禹传》）《陈万年传》载，身为御史大夫的陈万年，病重时召其子咸至床前，教至半夜，咸睡着了，万年怒不可遏，咸忙“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对这位大官僚谄媚本质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独尊儒术”是西汉的国策，班固的这些记载，是从一个重要侧面对西汉政治状况和官场风气做严肃批评。班固具有这种识见和史德，是值得称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