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成书以后，它的巨大成功吸引着许多学者继续司马迁的工作。人们对司马迁所载只止于汉武，太初以后没有记载，感到极大遗憾，希望一代代史家继续写下去，保持历史记载的连续不断。自司马迁之后一百余年间，续《史记》的作者，先有褚少孙，以后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史岑等十五人[2]，以及班固之父班彪。班彪续作成绩最大，他“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他具有独到的眼光，认为以往那些续作者“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于是“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后汉书·班彪列传》）当时学者对班彪续作给予高度赞扬，王充称他：“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论衡·超奇》)说班彪的续作超过《史记》显然过分，但他的努力成为班固著《汉书》的重要基础，则应该肯定。
从褚少孙至班彪，尽管在推进司马迁以后的史学上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是他们所做的却只限于“续作”。即是说，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所做的工作置于司马迁巨大成就笼罩之下，只限于修修补补。他们并未意识到需要构建新的史书体系。而这个问题若果不能解决，则“保存历史记载连续不断”的目的，是不能达到的。试看，在众多的续作者中，除褚少孙所补的若干段落由于附于《史记》，班彪所续的一些内容由于存在于《汉书》，因而得到保存外，其他作者所续之篇，早已统统湮灭无闻，便是明证。若无一个构建起来的体系，再好的内容也无从依托，既不能流布于社会，更不能传留给后代，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班固却有气魄创立了著史的新格局。他“断汉为史”，在内容上提供了时代所需要的历史教材，在构史体系上则取得了重大突破，使史学从司马迁的巨大身影笼罩下走出来，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司马迁在先秦史书规模比较狭小、形式比较粗糙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和改造，创立了气魄宏大的纪传体史书，在历史编纂上表现了了不起的创造活力，这对班固是很大启发。《汉书》的体裁，是对《史记》的继承，又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创造，以后历代修史者对此沿用不改。今天我们考察这个问题，还应该比前人有进一步的认识：它意味着班固创立的断代为史的格局，恰恰符合中国封建社会演进久远行程中皇朝更迭的周期性特点，所以才被相继沿用垂二千年。(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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