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卷上：《史学史研究》文选出世！

历史现象往往有极相似之处。司马迁著《史记》，是在西汉皇朝鼎盛的武帝时代；班固著《汉书》，则是在东汉国力强盛的明帝、章帝时代。《史记》的成书，凝聚着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汉书》的撰写，则是班固父子兄妹一家学术的结晶。与司马迁同时代的有大思想家董仲舒，他的言论对于我们理解《史记》成书的社会、思想背景有极大帮助；跟班固同时代的也有一位大思想家王充，他所著《论衡》一书，对于我们理解《汉书》产生的社会条件、思想背景，同样提供了很可宝贵的资料。

比如，以往我们评价《汉书》，对《汉书》撰写的目的是为了“宣扬汉德”，认为这是班固忠实地维护汉家统治的正宗史学思想的突出表现，而做了许多批评贬责。这个问题，涉及我们评价《汉书》将它放到什么基本点，关系颇为重大。然而，若果联系《论衡》一书中的有关论述，我们就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产生新的认识。

王充（光武建武三年—和帝永元十六年，27—104），是班彪的学生（《后汉书·王充传》），比班固（光武建武八年—和帝永元四年，32—92）年长五岁，《论衡》中多次提到班固，两人当有交往，而且，他们的思想也确有互相沟通之处。《论衡》撰作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颂汉”。书中有《须颂》篇，篇名即揭示出对汉朝必须颂扬的著述宗旨。王充讲：“夜举灯烛，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远近广狭，难得量也。浮于淮、济，皆知曲折；入东海者，不晓南北。故夫广大，从横难数；极深，揭厉难溯。汉德酆广，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汉盛也。汉家著书，多上及殷、周，诸子并作，皆论他事，无褒颂之言，《论衡》有之。又《诗》颂国名《周颂》，与杜抚、班固所上《汉颂》，相依类也。”（《论衡·须颂》）王充赞美汉德之盛，如阳光普照天下，如东海不可测量。批评当时许多学者都对此毫无认识，著书只言远古，对汉代之事不加涉及。他认为班固写有《汉颂》，别具识见，所以引为同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充赞美汉代的言论是有的放矢，态度鲜明地同当时盛行的复古倒退的观点相对抗。《论衡》中的《超奇》《齐世》等都一再尖锐地批评俗儒“好褒古而贬今”“尊古卑今”的偏见。《超奇》批评他们迷信古代达到了是非颠倒的地步：“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齐世》进一步列举倒退历史观的种种表现。一是认为人的相貌、体质、寿命，当今比古代普遍丑化或退化了：“语称上世之人，侗长佼好，坚强老寿，百岁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丑，夭折早死。”二是认为古人与今人品质道德优劣悬殊：“上世之人质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难治。”“上世之人重义轻身，遭忠义之事，得己所当赴死之分明也，则必赴汤趋锋，死不顾恨。……今世趋利苟生，弃义妄得，不相勉以义，不相激以行，义废身不以为累，行隳事不以相畏。”三是认为政治功业古今相比高下悬殊：“语称上世之时，圣人德优，而功治有奇。……及至秦、汉，兵革云扰，战力角势，……德劣不及，功被若之征。”“画工好画上代之人。秦、汉之士，功行谲奇，不肯图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王充所概括的种种谬误说法，突出地表明人们头脑中尊古卑今的意识是多么根深蒂固，需要有见识的人物以社会进步的事实加以批驳，廓清迷误。王充提出了与世俗眼光截然相反的看法：“大汉之德不劣于唐、虞也。”“光武皇帝龙兴凤举，取天下若拾遗，何以不及殷汤、周武？”（《论衡·齐世》）汉代是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当然比三代大大前进了，王充的结论自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见解。那么，俗儒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颠倒历史的看法呢？王充分析说，这是因为儒生们自生下来读的就是记述和颂扬三代的书，“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所以识古而不识今。王充断言：“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儒者宗之，学者习之，将袭旧六为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为圣帝矣。”（《论衡·宣汉》）为了驳倒复古倒退论者，迫切地需要一部记载汉史的著作。王充认为，若果有一位擅长著述的人修成这样一部“汉书”，记载汉代的政治功业，让读书人从小诵习，那么这部书的价值便可与《尚书》《春秋》相比美，人们尊奉的“六经”也可增加而成七了。王充所言，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对“汉书”的召唤。《论衡》即是一部用政论形式“宣扬汉德”的作品，书中直接赞美汉朝功业的篇章，还有《恢国》《宣汉》《验符》《超奇》《齐世》等篇。

王充所论与班固的著史目的是相通的。班固恰恰也意识到撰写汉史的需要。《太平御览》卷六百零三《史传》上引《后汉书》：“班彪续司马迁，《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之。固以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百王之末，非其义也，大汉当可独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至王莽，为纪、表、志、传九十九篇。”（按，这部《后汉书》作者未详。）班固《汉书·叙传》中也有类似说法：“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纪，缀辑所闻，以述《汉书》。”班固不满意“以汉氏继百王之末”，固然是正宗思想的表现。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有另一面，班固主张“大汉当可独立一史”，客观上具有破除当时浓厚的复古倒退思想的积极意义，而且以艰苦的史学实践，成功地回答时代对“汉书”的需要。因而，对班固“宣扬汉德”需要有新的看法，应该承认，班固这样做，在当时有其历史进步性。以史学实践满足社会思想前进的要求，是班固的一大贡献。(www.xing528.com)

白寿彝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对《史》《汉》做比较研究，独到地分析了班固的正宗思想及其在十志等方面的贡献，他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为我们继续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且在研究方法上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今天，我们应该推进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做《汉书》《论衡》的比较，使我们达到更深层的认识，更准确地确定《汉书》时代和历史的方位，从而提高对班固史学成就的评价。

与《汉书》撰写目的密切相联系的是：班固在《汉书·高帝纪》中叙述高祖之母“梦与神遇”而生高祖，高祖斩白蛇是赤帝子斩白帝子等神话，历来也因宣扬“皇权神授”、宣扬神怪迷信而一再受到贬斥。这一点，我们再拿《论衡》中相关的内容做比较，也能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

王充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认为“气”生万物，讲“天道自然，自然无为”，“使应政事，是有，非自然也”，（《论衡·寒温》）对于人死后变鬼的迷信说法，驳斥尤为有力。然而，《论衡》书中又有许多地方讲“天命”，如讲到高祖的神怪故事的，书中就有《吉验》《初禀》《指瑞》《齐世》《宣汉》《恢国》等篇。仅举出《吉验》所载即可略见一斑。篇中云：“高皇帝母曰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蛟龙在上。及生而有美。性好用酒，尝从王媪、武负贳酒，饮醉止卧，媪、负见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饮醉，酒售数倍。后行泽中，手斩大蛇，一妪当道而哭，云：‘赤帝子杀吾子。’此验既著闻矣。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当之。高祖之起也，与吕后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求之，见其上常有气直起，往求，辄得其处。后与项羽约，先入秦关，王之。高祖先至，项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气，气皆为龙，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气也。急击之。’高祖往谢项羽，羽与亚父谋杀高祖，使项庄拔剑起舞。项伯知之，因与项庄俱起，每剑加高祖之上，项伯辄以身覆高祖之身，剑遂不得下，杀势不得成。会有张良、樊哙之救，卒得免脱，遂王天下。初妊身，有蛟龙之神；既生，酒舍见云气之怪；夜行斩蛇，蛇妪悲哭；始皇、吕后望见光气；项羽谋杀，项伯为蔽，谋遂不成，遭得良、哙，盖富贵之验，气见而物应，人助辅援也。”举凡《汉书·高帝纪》所有的神怪故事，此篇全有，甚至讲得更集中，更活灵活现。王充在此篇中，还讲光武生时，“时夜无火，室内自明”；嘉禾生，“三本一茎九穗”，等等。《论衡》书中还讲明帝、章帝时祥瑞很多，“永平之初，时来有瑞，其孝明宣惠，众瑞并至。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时俱应，凤皇、骐麟，连出重见，盛于五帝之时”。（《论衡·讲瑞》）这类神怪、符瑞说法盛行的原因，一者，自西汉中期“天人感应”学说传播，至西汉晚期、东汉初期，更形成谶纬迷信的极度泛滥。王莽、刘秀都曾利用图谶迷信说法上台。光武中元元年（56），还“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章帝时，天下各郡国竞相献上符瑞，种种迷信说法弥漫于朝野。二者，汉高祖斩白蛇之类神话所以特别为人们所乐道，还由于刘邦平民出身，“无土而王”，古代帝主无此先例，这是汉代人无法解释的。于是把他神话化，在他头上添加层层光环。这种特殊的社会和思想的环境，造成《汉书》中大讲刘邦的神怪故事，也造成《论衡》中大讲天命符瑞，并不足怪。问题在于，《论衡》中讲了那么多刘邦的神话，却并不影响我们称王充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而对于讲了刘邦神怪故事的班固，我们多年来却一味加以严厉的批评，这不是不大公平吗？对于同一时代人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只能使用同一个标准来进行评价。班固神化了西汉皇朝，其目的在于神化东汉皇朝，这是他封建正宗思想的表现，指出其历史局限性是完全必要的。同时我们又应了解，即令在王充这样的代表时代思想最高水平的哲人身上也有类似的反映，说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生出这样的思想，那么对于班固也就不应过分地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