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与《平准书》讲的都是汉代经济史，但其中心思想与《游侠列传》是一贯的。我们读《货殖列传》应当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司马迁承认自秦末大乱之后，经过文景用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到武帝时，经济恢复战国时盛况，并且有所发展，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经济发达到一个高峰，这是大势所趋，不可违反。所以在传首引老子言“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之后，立即加以反驳说：“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说明司马迁根本反对老子的幻想，所以他是反对道家的。司马迁认定社会总是前进的，生产是发展的，农、工、商各业必定随着人民的需要而与时并进。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不能违反。所以他说：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经济生活自然向前发展，统治者最好是因势利导，而不能与之争。老子的开倒车想法，就是要“与之争”，那是最坏的。人民要生活，统治者更是穷奢极欲，农、工、商、虞各种生产活动不能禁止，所以他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按，此指物价），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是说，人们从事生产、流通之业，是符合“道”与“自然”的，不是人主用行政命令强迫能得到的。他进而说明其理论根据：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这就是说，人的天性，就是为了生活，为了满足嗜欲，用各种方法，追求富和利。于是他列举古之名人，如管仲在齐，范蠡在陶，白圭在周，猗顿、郭纵、乌氏倮等无不致巨万，比于王侯。“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除了商贾之外，地主阶级也兴盛起来。
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按，此指地主）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户）（“户”字衍，《汉书·食货志》无“户”字），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此下有错简，删）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
这是没有封邑的地主阶级不劳而获，专以剥削农民致富的非常形象的描写。这在西汉当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总而言之，汉代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无不孳孳谋利，司马迁如实地记述下来，认为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另外一方面看，还有一个问题，即司马迁对于上述情况是不是满意呢？应当说，不满意。他在《孟子荀卿列传序》的开端就说：
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呼！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www.xing528.com)
这几句话表明了司马迁的根本思想继承了孔孟，反对自天子至于庶人，地位虽不同，好利争利却无区别。天子影射汉武帝，在《平准书》里详叙武帝穷兵黩武、豪强兼并、民不聊生之状。他说武帝初年，
……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其后汉数伐匈奴，形势又变：
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结果必然使政治日趋腐败，于是：
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固（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
其时匈奴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
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其费以亿计……而富商大贾或蹛（滞）财役贫，……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其后连年用兵，府库空虚。元封元年以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汉书·食货志》作“大司农”），管理天下盐铁，禁止郡国商贾冶铁煮盐，完全归国家经营专利，“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总之，武帝一朝，官家与商贾争利，人民遭涂炭。司马迁不敢公然加以反对，只是照事实直叙下来，其意自见。《平准书》以引卜式之言“烹弘羊，天乃雨”作结，戛然而止。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淮书》末载卜式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当时兴利之臣的做法是不赞成的，特不敢公然反对而已。
司马迁因谏李陵降匈奴事而被刑，是他一生中最痛心的事，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把他满腔悲愤之情尽情宣泄出来。当时他的《史记》还在撰写中，否则他是会自杀的。武帝时买官赎罪，公开进行，如果他有钱，他很可能不受刑而出狱，可是他苦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这使他非常痛心。因此，他对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富商大贾的致富巨万，存在非常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又认为像武帝时“上下交争利”的现象是危险的，是不符合儒家的治国之道的。特别是联想到他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对那些富商小贩都能坐致巨万，而自己是读书人，又是天子的近臣，“太史令”的官也够高贵的，但是秩不过六百石（《太史公自序》索隐引《博物志》），不要说不能与富商大贾比，也不能和种田的秦扬、掘冢的田叔、博戏的桓发、贩脂的雍伯、卖浆的张氏、洒削的郅氏、卖胃脯的浊氏、马医张里等人比，他从这些人得出结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这就是说，富贫不是天生的，在于会不会谋利赚钱。司马迁说这话显然是在发不平之鸣，这是反语，必须从反面看，才能理解司马迁的心情，认识他的思想。班氏父子只看文章的正面，不会看反面，当然是不能理解司马迁的。
（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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