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叙事，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太初年间，所涉猎的史料极为广博。他采录史料入史，当有自己的原则。《伯夷列传》云：“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学者们一般以为，“考信于六艺”是司马迁撰史的重要原则之一。他认为“六艺”是可信的文献，并以其为考订和解释史料的标准。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下面，主要以司马迁引《西伯戡黎》为例，略陈述一些个人的看法。
在汉代，先秦史籍相当丰富，司马迁撰史，为什么选择“六艺”作为考订和解释史料的标准？我们以为这大概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六艺”作者与其所载史实大体处于同时代或相去不远的时代，是可依据的文献。《太史公自序》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孔子世家》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尚书》记事上至唐舜下迄秦穆公，《礼》载三代之礼，均为上古流传下来的典籍，云云。二是“六艺”的编定者是可信的。司马迁认为，“六艺”皆经过孔子的编定或整理。他对孔子极为敬仰，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也。”（《孔子世家》）文献内容的真实性往往受到作者或编定者价值取向和知识水平的制约。[26]司马迁认为“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肯定经孔子整理后的“六艺”具有可信性，同时表明了尊重儒家学说的思想。
司马迁“考信于六艺”时，对经文文义是有准确理解的。他以经文为准绳，六经之异传和百家杂语，合于经文者选而录之，不合者则删削之。《西伯戡黎》一文，描写殷纣王荒淫乱政。其“淫戏用自绝”，使民“不有康食”（无安稳的饭吃），“不虞天性”（不安于天性），“不迪率典”（不遵守常法），即将亡国之际仍不思悔改，自以为得“天命”之佑。然而先秦文献中，亦存不少与经文相异的记载。《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文王被囚后，云：“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以为纣恐违天下之意而释文王，仍有爱其之心。《论语·子张》载子贡语：“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认为，纣之恶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因他居下流，故人们将天下之恶集于其一身。这些与经文不相符合的记载，司马迁俱弃之不用。
司马迁对经文文义的准确理解，还表现在选择经文入史上。他撰写历史，尤其是三代史，大量引录《尚书》等典籍的文字，但也有不少重要篇章未作引用。如《殷本纪》未引《盘庚》，《周本纪》未采周初诸诰，等等。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文字艰涩，难以读懂。可见，他引用经文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不过，对于能理解的经文，司马迁亦往往有所取舍。《西伯戡黎》记祖伊谏纣未果而返，云：“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既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此几句经文意为：纣之罪多得积累到天上去了，怎能要求上天再赐予天命？殷王朝将要灭亡。纣王的所作所为发展下去，还能不毁灭自己的国家吗？司马迁以“纣不可谏也”一语取代经文，又举微子数谏不听、比干强谏被剖胸观心等史实加以说明。殷纣王积恶甚多，为上天所弃，当不可再谏。司马迁的取舍，可谓深得经文意旨。诚如学者们所指出的，司马迁取舍经文入史，反映了把儒家经典视为历史文献的思想。
不过，司马迁“考信于六艺”，并非限于引录经文或以经文为考订选择史料的标准，而有更为深刻的思想。就一般情况而言，“六艺”文字皆为简略，所记史实亦多不详备。例如，《尚书·金滕》云：“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此两句经文，既不详周公居东事，亦未明罪人为何者。《西伯戡黎》对西伯为何人及戡黎时间，均未有交代。司马迁引录经文，往往补充史料做出解释。他解释上引《金滕》经文为：周公“东伐，……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史记·鲁周公世家》）。引录《西伯戡黎》时，称西伯为文王，并且说明戡黎的时间。经过司马迁的解释，原来记事颇有缺略的经文，被建构为有时间、地点和人物活动的历史事件。这种建构，用西方哲学家柯林伍德的话来说，是历史建构（historical construction）。[27]这种历史建构，以经文为中心，同时采用经说和其他史料，内容上则保持了一致性。也就是说，后者是经过考信于经文的。但是，这种建构已超出经文的内容，赋予了经文记事连续性、完整性的新意义。这种建构，不是依靠经文而是依靠司马迁对经文和其他史料做出综合判断、分析和推理后完成的。可以认为，司马迁“考信于六艺”不仅是对经说等资料的考信，选择入史的经文同样也是经过了考信的。司马迁对经文的建构，反映了相当深刻的思想：理解“六艺”并非仅限于其文义之上，经典的意义亦蕴含在后人的理解之中，由于后人的解释而不断得以丰富。
司马迁对“六艺”的认识，还表现在对“六艺”的批评上，其中最深刻的是揭示经文文字后面蕴藏的涵义，对儒家经典的思想做出历史的思考。[28]《西伯戡黎》一文，说的是殷纣王荒淫乱政，导致殷王朝的灭亡，反映了无德之暴君必失天下的思想。然而其中还蕴含另一层意思，即积善累德者必得天下的思想。汉代今文家亦注意到这点，却多以灾祥说加以附会。如《尚书大传》云：“文王至磻溪，见吕望。文王拜之。尚父曰：‘望钩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吕佐检德，合于今昌来提。’”（《初学记·武部·渔御览》引）今文家以为天降符瑞，授大命于文王，令太公吕望相佐。此类灾祥说，并非殷末周初人们的天命观，司马迁俱删而不录。他致力于从人事上说明文王得“天命”的原因。《殷本纪》引《西伯戡黎》时云：西伯“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周本纪》云：“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虞、芮质成，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司马迁阐发经文的思想，不像今文家那样“分文析字，烦言碎辞”[29]，甚至随意附会，而是以经文作者思考的问题为出发点，深入揭示其没有表达出的思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司马迁所做的阐释，在儒家经典他篇能找到类似的思想。但他做出这样的阐释，并非因为经典中有这样的思想，而是出于自己撰史的需要。他对《西伯戡黎》文意的阐释，同样表明：儒家经典的意义存在于后人的理解和解释之中。
毋容置疑，司马迁以“六艺”为考订史实的标准，对经文做出选择、建构和批评都是出于撰史的需要。但这些如何体现在《史记》一书中，也是一个应深入思考的问题。试以司马迁写殷末历史做出分析。关于殷代末年史事，先秦至汉初文献多有记载，但均为零章碎事，略无连贯。也就是说，经传和诸子百家书中还没有比较完整记载殷末历史的文字。这项艰巨的工作是由司马迁来完成的。在史料的取舍和组织上，司马迁表现出非凡的史识。他引录《西伯戡黎》，对经文做了历史的思考和批判（选择、建构和批评），深刻地揭示了殷亡周兴的原因。以此为准绳，他博采史料入史，或引文字或取文意。例如，纣王嬖于妇人，爱妲己，采自《国语·晋语》；纣王命师涓作新淫声，设炮格之刑，引自《韩非子》；纣以酒为池，录自《六韬》；纣醢九侯、脯鄂侯，出自《战国策》；文王受崇侯虎之谮被囚，采自《吕氏春秋》；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文王，引自《尚书大传》；武王伐纣，纣兵败登鹿台赴火而死，采自（逸）《周书》；等等。对这些记事不一的史料，司马迁做了编排，在时间和空间上定位，表现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展现了一幅生动的殷末历史画面。实际上，不仅殷末历史，整个殷代历史也是如此。他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殷本纪》赞）。如果仔细分析《五帝本纪》引《尧典》，《夏本纪》采《禹贡》《皋陶谟》《甘誓》，《周本纪》引《牧誓》《吕刑》《泰誓》和《诗·大雅》，等等，同样能看出这一特点。据此，我们认为，司马迁“考信于六艺”说最深刻的涵义是：以经过历史批判的经文为基点，“协六经之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撰写出内容丰富、翔实且表现自己深心远识的信史（主要为五帝和三代史），以成其一家之言。
总之，司马迁提出“考信于六艺”说，表明对儒家经典的尊重，但并非唯经典是从。他对经文做了选择、建构和批评，把经过历史批判的经文作为撰写历史的基点，表现了对儒家经典有自己的深刻认识，反映出鲜明的史学思想的自主性。正是由于这种史学思想的自主性，司马迁撰史成其一家之言，《史记》能成为“史家之绝唱”而永传于世间。
（2001年第2期）
[1]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西伯戡黎》，载《皇清经解》卷五百七十七，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
[3]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西伯戡黎》，师伏堂刊本。
[4]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西伯戡黎》，载《皇清经解续编》卷一千八百一十九，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
[5]顾颉刚、刘起釪：《〈尚书·西伯戡黎〉校释校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长沙：岳麓书社1980年版。
[6]见王力《同源语字典》“纽表”“饥”字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在黄侃《音略》中，王氏的群纽归入溪纽，“饥”“耆”声母亦为旁纽。
[7]见王引之《经义述闻·经义假借》，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8]顾颉刚等：《尚书文字合编·西伯戡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参见刘起釪《〈尚书〉源流及传本》，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206页。
[9]于省吾：《双剑誃群经新证·西伯戡黎》，上海：上海书店1999年版。
[10]本文所引《尚书大传》，参见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师伏堂刊本。
[11]引自朱彝尊《经义考·伏氏尚书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www.xing528.com)
[12]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3]薛季宣：《书古文训西伯戡黎》，载《通志堂经解》卷一百二十，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
[14]金履祥：《书经注西伯戡黎》，归安陆氏刻本。
[15]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卷六，浙江书局刻本；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十五，修绠堂书店本。
[1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6页。
[17]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7页。
[18]见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上，广仓学宭丛书本。
[19]郭沬若：《殷虚粹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0—631页。
[20]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1]转引自许倬云《西周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9—90页。
[22]见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51、57—61页。
[23]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商考信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4]章炳麟：《古文尚书拾遗定本》，章氏国学讲习会铅印本。
[25]关于殷代后期及文王的年代，是颇有争议的问题。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国学所《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8—51页。学者们一般认为，司马迁排列文王伐黎等国的顺序，是可信的。见吕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121页）、顾颉刚等《〈尚书·西伯戡黎〉校释校论》、许倬云《西周史》（第90页），等等。
[26]见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张学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438—446页。
[27]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1956，P.237.
[28]关于历史批评的涵义，参见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p.237-238.汉译参见何兆武《历史的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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