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西伯戡黎》史料来源考：《史学史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卷

司马迁解释《西伯戡黎》文句，主要在两点上：一是经文“西伯戡黎”，《周本纪》释作周文王灭耆国。二是经文未说明戡黎时间，《周本纪》以为在伐邘国之前，并置此事于文王的一系列征伐活动之中。下面，先辨析司马迁释“西伯戡黎”句的史料来源。

周文王作为一代贤明君主，在历史上颇受人们赞誉，先秦文献多载其事迹。然而称其为西伯，不仅经传无文，先秦诸子书亦未见有说。这一说法，始见于《尚书大传》。其文云：

文王一年质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畎夷。纣乃囚之。四友献宝，乃得免于虎口，出而伐耆。（孔颖达《左传正义》引）

五年之初，散宜生等献宝而释文王。文王出，则克耆。六年，伐崇，则称王。（孔颖达《尚书正义》引）[10]

《尚书大传》为西汉今文家释经之作。郑玄《尚书大传序》云：“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受之……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缺，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曰《大传》。”（《玉海》录《中兴馆阁书目》所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此《传》乃张生、欧阳生所述，特源出于胜尔。”《晋书·五行志》则以为：“文帝时，虙生创纪《大传》。”“虙”与“伏”古字通。颜之推谓：兖州永昌郡东门有汉世所立虙子贱之碑，明济南伏生即虙子贱之后。[11]《隋志》、陆德明等家说同《晋书》。[12]前贤对《大传》作者虽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此书之说出自伏生，成书于司马迁之前这点上，则是无异议的。司马迁引今文本《西伯戡黎》，当了解《大传》的说法。《殷本纪》称文王伐耆，采用的是今文家说。

不过，文王戡黎说并非仅今文家所主，东汉古文家亦有此说。《尚书·西伯戡黎序》云：“殷始咎周，周人乘黎。”马融注：“咎周者，为周所咎。”（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周文王时，商、周矛盾尖锐，先秦文献多有记载。（详下文）马融所谓“始咎殷者”，当为文王。郑玄《尚书注》亦云：“纣得散宜生所献宝而释文王。文王出而伐耆。”（孔颖达《尚书正义》引）高诱《吕氏春秋注》说同郑氏。由此可见，司马迁所引的今文家说，也是汉人流行的一种说法。

汉人的文王戡黎说，为魏晋至唐代的学者所信从。王肃云：“文王为西伯。黎侯无道，文王伐而胜之。”（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后汉书·郡国志》“上党郡”：“壶关，有黎亭。故黎国。”章怀太子注：“文王戡黎即此地也。”孔颖达亦主文王戡黎说。

但唐代以后，不少学者对汉人说提出了质疑。宋人胡宏《皇王大纪》首发其端，以为戡黎的西伯为武王。薛季宣亦力主此说，并详列五条证据：（1）《说苑》胶鬲谓武王为西伯。（2）《书序》说：“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盖商人咎周之不伐纣，故有武王乘黎之举。（3）《泰誓》“观政”之语，谓乘黎也。（4）《诗》称文王伐密、侵阮、继以伐崇，而无戡黎之说。（见《皇矣》《文王有声》）（5）《书》次《微子》于《戡黎》之后。《戡黎》之《序》有咎周之语，纣可伐则非文王时。[13]金履祥亦指出：“戡黎，武王也……文王岂遽称兵天子之畿乎？”[14]宋吕祖谦、陈经，元吴澄、王天与等均以为戡黎者为武王，其辨析大抵不出薛、金两说。清人徐文靖、雷学淇则提出新的见解，以为耆、黎实为两地。文王伐耆国，灭黎国的则是武王。[15]陈梦家先生赞同此说，并举甲骨卜辞为证，认为卜辞中的“”“”“”为黎国，“旨”指的是耆国。[16]

其实，宋人所列举的证据，根本不能否定汉人的说法。薛季宣以为，刘向《说苑》载胶鬲语称西伯为武王。然而此说未见于先秦文献及汉人他书载录（《国语·晋语》载胶鬲事，未及此事），当不如今文说，也是汉人流行的说法可靠。薛氏所谓《泰誓》“观政”之语，乃出自伪古文《泰誓》。《诗经》所云，并非对文王全部活动的记载。其不记文王戡黎，亦未载文王伐邘事，而此事见于《尚书·泰誓》（《孟子·滕文公》引），岂可随意加以否定？薛氏释《书序》则更是望文生义，曲为之说，所以清代善于疑古的学者梁玉绳、崔述等俱不取其说。金履祥称，文王不得在天子畿内称兵，亦辩之无力。先秦文献载文王伐邘、宗等国。黎、邘、宗三地相去不远。邘地为商王室的田猎处。“文王攻此地，实即直叩天邑商的门户。”[17]又据《左传·僖公十九年》，文王伐崇，“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如此之恶战，实为在天子面前称兵。徐文靖、雷学淇所提出的新见解，出自伪《竹书纪年》说，当不可取。[18]总之，文献上尚未见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否定文王戡黎说。因此清代学者，无论今文家抑或古学家，大抵均主汉人的说法。陈梦家先生引甲骨卜辞证成武王戡黎说。然卜辞“旨”字之义，是仍有争论的问题。例如郭沫若先生认为，“旨方”指的是殷的敌国，其地望不详。[19]杨树达先生以为，“旨”即耆，亦即黎。[20]日人白川静则说，旨方实为召方。[21]

本世纪在陕西岐山周原发现的甲骨卜辞，为文王有西伯称号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卜辞H11.1有文云：“癸子（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昭）祭成唐（汤）。”H11.84云：“贞，王其又（佑）大甲，周方白（伯）。”学者们认为，此两片卜辞中的“王”“周方伯”确指文王无疑。周在商的西方，故文王又有西伯之称。[22]至于文王戡黎说，虽尚未见于甲骨文资料，但前人提出的质疑，皆无确凿的史料证据。据此，我们以为，司马迁的文王戡黎说，是可以信从的。(www.xing528.com)

司马迁记文王戡黎的时间，是另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周本纪》记文王受崇侯虎之谮被囚，获释，质虞、芮之讼诸事后，云：

诸侯闻之（按，指质虞、芮之讼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

关于文王戡黎的时间，上引《尚书大传》亦有记载，并且排列出文王的活动顺序。但《大传》与《周本纪》的记载有不同之处。《大传》以为文王一年质虞、芮之讼，后依年伐邘、密须、畎夷（被囚）、（获释）伐耆、伐崇并称王。司马迁则以为，文王获释，一年受命（称王），质虞、芮之讼，再依年伐犬戎、密须、耆、邘、崇，并作丰邑。关于文王称王问题，相当复杂，容作另文讨论。这里主要讨论文王征伐黎等国事，他事略为兼及。

《周本纪》和《大传》所记文王征伐活动，均见于先秦文献。《诗·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即伐于崇，作邑于丰”，说的是文王受命后，征伐崇国、徙都于丰。《诗·皇矣》：“帝载明德，串夷载路。”《毛传》云：“徙就文王之德。”郑玄笺：“串夷即混夷，西戎国名也。路，应天意去殷之恶，就周之德。文王则伐混夷以应之。”（《诗·采微·序》亦有“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语）此所谓串夷、混夷，即指犬戎或畎夷。《孟子·滕文公下》引《尚书·泰誓》明言文王伐邘事，云：“我武维扬，侵于之疆，则伐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文王讨伐密须，见载于《诗·皇矣》《韩非子·难二》；质虞、芮之讼，被囚事，则分别详于《毛传》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等文献。然而在先秦文献中，未见有把文王诸事联系起来作说者。

西汉以后的学者记载文王的活动，或从《大传》说，如郑玄云：“纣得散宜生所献宝而释文王。文王出而伐耆。”高诱《吕氏春秋注》云：“文王释而伐耆，明年伐崇。”或从司马迁说，孔颖达云：史迁记文王被囚“之年当得其实，在质虞、芮之前”。（孔颖达《左传正义》）《通鉴纲目前编》载文王事，大抵与《周本纪》同。也有提出新说者，如崔述谓“崇去周仅三百里，文王尚不能克之服之，又安能师二千里外伐密近王室黎”[23]，以为伐崇应在伐黎前。不过，崔说未有确凿的文献依据。据以上文献，我们以为，最早把文王活动依年排列的是西汉今文家。司马迁采用了今文说，但在文王戡黎等事上做了改动。

司马迁改动今文说的依据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清人章炳麟对此做了较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大传》《史记》记载文王活动，皆有考于地望，然其所考俱误，“棼其先后之序而伏生尤甚，且于野王（按，即邘国所在地），去纣都朝歌于古不满三百里，果先用兵畿内，则纣势已去，亦不得囚之”。章氏指出，密须、犬戎皆在岐周以西，崇在丰、镐之间，黎则汉之壶关（按，今之山西长治南面壶关境内），邘为汉之野王（按，今之河南沁阳）。章氏据其所考地望，列出文王活动顺序：文王先伐密须、犬戎，受崇侯虎之谗而被囚；获释后即伐崇，作丰，并伐许、魏（据《三朝记·少问》），约三四年，虞、芮质成。“芮与陕隔河，质成亦当伐崇后。”之后，“文王称王，殷始咎周，于是文王改图以从民望，始乘黎，次伐邘”。[24]

章氏谓黎、邘之地望，皆有明据，分别见载于《说文》“黎”字条、《汉书·地理志》“河内郡野王”条等。然其考密须、犬戎、崇之地望则不确。顾颉刚、刘起釪先生对此做了详细的辨析。他们指出，《汉书·地理志》“安定郡阴密县”下云：“《诗》密人国。”颜师古注：“即《诗·大雅》所云‘密人不恭，敢拒大邦’者。”其地在今甘肃灵台县西南。犬戎与周族相邻。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以为，西周初年在“”“陇”之间，由宗周之西而包其东北。终西周之世，它都活动在今陕西北部洛河流域中的较大区域。“崇”，《汉书·武帝纪》载有崇高（山）。《郊祀志》和《地理志》“颖川郡”条作“崈高”（山）。颜师古注：“崈”，古“崇”字耳。王念孙谓：“崇高”即“嵩高”。嵩高，为今之河南登封附近嵩山。（《〈尚书·西伯戡黎〉校释校论》）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绘上引诸国之地望，与顾说相合。可以认为，章炳麟虽然指出了一条辨析《大传》与《史记》说孰是孰非的极佳途径，但也因失考于地望，故其说是不能成立的。

据上引汉代文献，汉人对文王所伐诸国之地望大抵是了解的。然而司马迁和今文家则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两者相比较，司马迁说更为合理。依《大传》说，文王征伐离殷都不远的邘国，纣王却无动于衷，直至其伐密须、犬戎后才恶而囚之。此不达于理之一。文王扩张势力，先东渡孟津，长途跋涉攻打邘国，然后再回军岐周，征伐周边的密须、犬戎，以图巩固后方。此不达于理之二。依司马迁的记载，文王先质虞、芮之讼，伐密须，攻犬戎，稳定周边地区，建立稳固的大后方。继而挥师东渡，戡定距殷都朝歌不远的黎国。此举使殷臣祖伊大为恐慌，故对纣王说了“天既讫我殷命”之类的话。但是，在殷都朝歌周围还有一些殷的附属国。因此文王又发动了攻打邘、崇等战役，并为加强统治，东迁都至丰。司马迁对文王伐黎等国事之记载，得到学术界普遍的认可，是学者们经常征引的史料。[25]

综上所考，司马迁解释《西伯戡黎》，引用了今文家说，但只是把经说视为一种需要考订的资料。他采今文家的文王戡黎说，可能考虑到此说在当时流行的情况；对今文家的文王戡黎时间及文王征伐活动说做出改动，依据的则是自己对史料的判断和推论。由此可见，司马迁不仅引经不专主一家，而且对汉代经师说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对经文所做的解释，表明其“考信于六艺”说有十分深刻的涵义。这点，下文再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