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的起点：刘知幾《史通》

有人认为《史通》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只有这样专门从史学自身发展上进行了理论阐述的，才算得上是史学的自觉。没有对史学自身的发展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怎么可以谈得上自觉呢？这样的理论阐述来自于刘知幾，那么中国史学的自觉只能起始于《史通》，而不是《史记》。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白寿彝先生已经说的很明确了，引述如下：

刘知幾的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阶段修史工作的状况。[11]他这部书的本身，则体现了当时先进的史学家之自觉精神。他所著的《史通》，是他在中国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史学工作作出的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总结。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写了一部《史通》。《史通》有《六家》《二体》《本纪》《世家》《列传》以及《编次》《称谓》等篇，都是讲史体的；有《采撰》《载文》《补注》以至《浮词》《叙事》等篇，都是讲史书取材及行文的。还有《品藻》《鉴识》等篇，是讲历史见识的。这些都是从史学发展过程中进行观察，发现了问题而提出来的。在一定意义上，《史通》可以说是一部史学史通论，对于史学史有关问题的论述，有超过前人的成就。但它的最大缺点，第一是很少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上看问题。第二是缺乏对历代史学家史学思想的重视。

随着史学的发展，从司马迁到刘知幾，对于史学史的论述不断地有些充实，有些系统化。这反映史学家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之自觉精神，即使是有一点小小的进步，也是可贵的。[12]

在这里，首先是充分而具体地肯定了《史通》的史学成就，也指出了它的不足；其次是说明了《史通》的性质可以说是一部史学史通论，是处在它那个发展阶段上对史学工作做出的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总结；第三是阐述了《史记》与《史通》在史学发展上的联系，讲明从司马迁到刘知幾，对于史学史的论述不断地有些充实、有些系统化，是反映了史学家自觉精神的可贵进步。这些都是说的非常明确的，给予了我们以许多的启示。

上述引文中指出刘知幾《史通》的两点不足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体会，刘知幾一方面既是从史学发展的角度，主要是从史书的编纂体例和取材、行文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另一方面他又是以一种理论的形态对史书的编写设加了限制和束缚，他使史书规范化的企图，并没有阐发出《史记》设立本纪、世家的精意，没有很好地理解司马迁关于史体的创造性价值。由于这样，对于从史学成长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闪光思想，刘知幾没有给以足够的注意，因而作为一部总结性的史学著作而言，《史通》是有着明显的缺陷和局限性的。所以白寿彝先生还说过：“综观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史学，从史家个人的成就说，很难说哪一人能全面超过马、班。”[13]这当然包括着刘知幾。

在我国的学术史上，关于史学史的论述是开始于司马迁的《史记》的。[14]《史记》由于它记述的是汉武帝时期及其以前的中国通史，它主要的是属于历史著作，但是以其表现出关于史学思想、史书体例、历史资料、历史文学方面的深刻思想，及其对后代史学发展的影响，而且同时开始了关于史学史本身问题的论述，所以有时也称《史记》为史学著作。比如，我们通常称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为史学名著，这样说，也是有其特定的科学含义的，决不会形成对少数史学理论著作和其他历史著作的混淆和误解，即使是《史通》《文史通义》，在一定的范围内，也是可以称为历史著作的。

因此，《史记》和《史通》，在史学家所表现的自觉精神方面，有着内在的发展上的密切联系，二者只有自觉意识程度上的差别，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如果一定要强调它们这方面的差别，那只是《史通》是专门的史学理论著作，而《史记》则是具有丰富的史学思想，但不是专门的史学理论著作，如此而已，更何况在某些重要的史学思想方面，刘知幾还比不上司马迁高明呢？

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史学的自觉起始于司马迁的《史记》。

（1995年第1期）

[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2]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www.xing528.com)

[3]《汉书·司马迁传》。

[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305页。

[5]同上，第41—42页。

[6]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7]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8]同上，第50页。

[9]这是白寿彝先生在评说了《史记》中的《五帝本纪》最后评论、《十二诸侯年表序》和最后评论，以及《太史公自序》等司马迁有关史学史的论述后，做出的总结性评语。见《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40页。

[10]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页。

[11]这是指中国史学史分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即“自隋、唐设史馆，禁民间修撰国史，至开元年间”的阶段修史工作的状况。

[12]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4、148、150页。

[1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14]白寿彝先生在评论《十二诸侯年表序》时说：“司马迁以这样的话，开始了关于史学史的论述，应该说是相当精彩的。”见《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