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编《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由于《史记》贯穿了这样的思想，就使它在博大精深方面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致在封建社会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总体的思想水平上其他著作均难以企及。它以巨大潜在的力量，影响着中国史学的发展。

白寿彝先生在他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谈到：“推动历史的力量是什么？是神、是天、还是人？是个别的杰出人物，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历史观点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跟这个问题密切联系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历史是怎样运行的？它是否有规律可循？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4]我觉得从最主要的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在先秦史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在汉代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学说充斥政治和学术领域的时候，司马迁考察天人之间的关系，正是要说明历史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历史，虽然他认为是以帝王将相的作用为主，但同时他也认识到有着社会各阶层，各种政治力量，其中也包括社会最基层的农虞工商，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在内，他排除了将上帝等神意视为历史发展推动力量的最终企图，把一部中国通史建立在现实可靠的人事的基础上。这方面，尽管司马迁不能完全摆脱迷信思想的影响，但是他重视人是社会历史主体的思想，无疑是具有非常现实的自觉意识。关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白寿彝先生在谈及“史学的时代特点及其社会影响”时说到：“史学在发展中所受时代影响最突出，反映时代特点最集中的，是在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方面。秦以累世经营的基业，灭六国，建帝业，不数年而亡。汉无尺土之封，崛起草莽之中，五年而建立汉朝，开千古之创局。这是为什么？汉初的政治家考虑这个问题，思想家考虑这个问题，有时代敏感的史学家也必然要考虑这个问题。司马迁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提出了‘通古今之变’作为《史记》撰写的任务，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时地主阶级的要求。”[5]要通古今的变化，是史学发展受时代和阶级的影响必然会提出的问题，而司马迁敏感而有自觉意识地把它当作一项写史的任务，这是他能够站在时代波峰上的一个杰出的表现。司马迁不可能做到“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6]，但是他提出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就是企图在他那个时代，对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中的某些事“理”，即一定意义上的规律性进行考察，以便为人们所借鉴。这些“理”，包括诸如德力结合，人心向背，注重变革，重用人才，发展经济，推重直谏，正确处理君臣关系等，都是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的。此外，还包括历史发展显示出具体的阶段性，重视时势变化和社会条件，强调杰出人物的能动作用等方面，也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值得人们探究。

白寿彝先生还有将“成一家之言”这句话，与前两句加以区别看待的思想。他说：“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前两句话是说研究客观存在的历史，后一句是说写成书面的历史，但司马迁并没有对二者加以区别。”[7]因此，“成一家之言”是说明司马迁撰写《史记》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抱负，在这一方面所表现的司马迁的自觉意识，白寿彝先生还有更确切的评述。他说：

《史记》有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多字（原注：见《史记·太史公自序》）。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的天汉年间，是一部通史，也是一部取各种史体之长的综合体史书。特别应当指出来的，这是史学领域里有意识地要“成一家之言”，而在史学实践上也作到了“成一家之言”的第一部史书，在历史观点、史料搜集、文字表述上都有显著的成就。这是中国史学已经成长起来的显著标志。[8]

司马迁关于史学史的论述，总起来说，是从历史观点、历史资料和政治形势的影响来说的，并且还说出了这几个方面在不同时代的变化。他这些论点，因为还处在起步阶段，不能很好地展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对自己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对一个史学家提出了自觉精神的要求。这应该看作是关于史学史论述之有开拓性的重要贡献。[9](www.xing528.com)

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是在史学领域里第一次提出这个“家”字，这是一个开创新局面的史学家自觉的表现。[10]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司马迁《史记》所表现的中国史学的自觉精神，上述三段话正好做了深刻的阐述，对我们认识问题非常富于启发。这些年来，白寿彝先生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家”，到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家”，从学术史到史学史，从文化和史学的整个发展进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研究，因而一再提出了不同凡响的认识和结论。这里引录的第一段，赋予“成一家之言”以思想理论上里程碑的价值，特别指出《史记》不仅是在史学领域里有意识要“成一家之言”，而且已经是在史学实践上也做到了“成一家之言”的第一部史书，《史记》的这种成就，成为中国史学已经成长起来的显著标志。据此，我的理解是中国史学的成长和史学的自觉意识在历史上是同时出现的。这里引录的第二段，是具体探讨了司马迁关于史学史的论述后提出的。其中特别明确，作为一种史学家的思想要求来说，“成一家之言”和自觉精神的密切关系，已经达到了可以视为同义语的程度了。这里引录的第三段，不仅肯定司马迁提出“成一家之言”的“家”字，是“史学家自觉的表现”，而且给这种自觉的表现赋予了“开创新局面”的光辉意义。据我个人的理解，在这里，自觉的程度可以视为是更加深刻了，而且表现得非常富有信心和前进力，司马迁崇高的精神境界在这里也就展示得特别透彻。

白寿彝先生的评述，有多方面的更为深刻的命意，不是我所能完全理解的。我只是说，通过这些评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史学思想上，司马迁的《史记》与中国史学自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