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历史资料选取与利用具明确要求

比如，在七十列传的首篇《伯夷列传》中，他就开宗明义地提出“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而在《孔子世家》的“太史公曰”中，他更加精确地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司马迁崇奉孔子，相信六艺，原因之一是由于孔子开创的儒学学风严谨，孔子整理的儒家经典取材慎重，所以被确定为《史记》取材的重要标准。然而对于更为古远的传说时代材料来源的处理，较之于信史时期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在对待这个问题时，司马迁首先面对着三种情况。一是《尚书》只记载了尧以来的一些传说内容，而没有更为久远的关于黄帝、颛顼、帝喾时的情况说明；二是有些道说黄帝的百家言论，显示出荒诞诬妄，记载的文字都不是典雅的训释，一般的士人很难依据它们进行宣讲；三是有些记载着黄帝时传说内容的典籍，像孔子所传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因为出于《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不是来自经典，儒生们都不去传授它们，因而也就被人们所忽视。司马迁对这三种情况加以思考：《尚书》虽是儒家经典，因为没有传说时代尧以前的情况记载，当然无从依据；百家不雅训的言论不足以采择；《五帝德》《帝系姓》有这方面的记载，能够因为儒生们不传授，就不信任、不采择吗？于是他决定破除这第三种情况的谜团，来达到自己的撰述目的。办法之一是，他通过亲身的考察访问来证实这些传说的可靠性。“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考察访问的结果，他发现各地长老所讲述的传说故事，因为区域教化上的差异有些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还是和《五帝德》《帝系姓》上记载的可以吻合，于是他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这里所说的“古文”，就是指《五帝德》《帝系姓》两种典籍；所谓的“近是”，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为“近是圣人之说”，实际上应该是近似于司马迁所想象、所理解的古代传说时代的状况。这个结论很重要。一是说明司马迁既崇奉儒家经典，但又不为儒家经典所束缚，并不是儒家经典上不说的，或者是儒生们所不传授的，他就无所作为，相反，他同样注意从儒家经典以外的典籍中去发现线索，采择资料；一是由此他开辟了一条研究重要历史问题时选取资料的新途径，即是访古问故与文献典籍相结合，通过实地考察、访问，来验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这虽然与后代验证信史时代资料的情况不能完全等同，但毕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而避免了人们撰述历史时的主观臆断，司马迁态度的谨严，令人信服。办法之二是，他努力去获取旁证。“余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由此而得出又一个结论：“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这就是要用“他说”来论证本事。古代典籍散佚严重，记事不完整，然而典籍缺失部分的内容，常常可以在相关的其他典籍中寻觅到，关键的工作就是要善于“深考”，只要能够广博考论，就会发掘出许多原本是明白无误的材料。司马迁提出了旁考资料的方法，而且是自己身体力行了的。

在讨论了上面这些问题以后，司马迁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总结性语言，那就是“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这样一句话，千百年来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引用的更是随处可见，但真正把它讲得很透彻的不多。我觉得就撰史必须慎重地选择资料而言，结合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来考察，“好学深思”，就是指前面所提到的对历史资料现状的分析，对“古文”的态度，对儒家经典的认识，通过访古问故验证典籍记载，发掘旁证材料阐发现有资料的价值等方面，要认真实践，广博搜求，并以自己独立的见解去加以辨析、取舍，既不自暴自弃，亦不可人云亦云，而是要以敏锐的观察力，使自己立于坚实、可信的基础上。至于“心知其意”，是比“好学深思”更高一层的思想境界，具体到撰写《五帝本纪》这个《史记》的开篇来说，就是要明确自己的总的创作思想，是要阐明依据这个思想去选取材料，而选取材料的准则重要的是足可阐发自己的立“意”，这正是所谓“雅训”之所在，不然做得如此的严肃认真，又是为了什么呢？实际是，当时存在着的“百家言黄帝”的现成说法，为什么不采取，而偏要东西南北地奔波，和深入地考察遗佚的“他说”呢？在这里，为“意”所驱使是非常重要的。《史记》的开篇很重要，传说时代的资料又很缺乏，但司马迁所要阐发的中国历史起源于“人”的开创而不是神的主宰；中国历史一出现就是一个经过抗争后的大一统局面；自来中国主张德教的都以尧、舜为典型，而尧、舜只是继承了黄帝以来的事业；在当时所知“中国”境内的各部落交往融合后形成不同的“姓氏”，就其后来所建立的不同政权而言，其先祖都是出于“炎黄”，或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等等。这些正是司马迁所要撰写的《五帝本纪》的指导思想。如果不规划这一切，资料的搜集、处理会无从下手，或者就会漫无边际，鱼龙混杂，也就不成其为有价值的历史。这样说，并不是什么主观先验的东西，而是强调撰史者必须树立起正确的立意，如果缺乏正确的立意，历史撰著也就没有生命力，撰著又有什么价值呢？司马迁所批评的“浅见寡闻”，不仅是指学识、能力的浅薄、鄙陋，中心还是指人们是不是理解应该有很好的历史创意。这样说来，最后一句“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中的“择其言尤雅者”，就有了落脚的实地。(www.xing528.com)

从“考信于六艺”，“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对“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之“深考”，“择其言尤雅者”这些看法中，尤其是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从所提出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在撰述历史著作时，有着一种明确的目的，而围绕着这一目的，在关于历史资料选取的途径和方法上，已经具有了史学的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