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史记》引经今古文问题

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崇儒首先表现在他的史学实践上。这就是上文所说的“考信于六艺”与“折衷于仲尼”。因为汉代经学有今古文学之分，司马迁的考信与折衷所依据的是今文说或古文说，就成为学者们长期讨论的一个问题。这一节先讨论司马迁在考信于六艺方面的经学倾向问题。

这一问题的提出，始于汉代的班固，而争论最盛则在经学甚盛的有清一代。这里先简略地介绍一下前人的争论，然后再谈个人的见解。

《尚书》是司马迁编撰《史记》时所依据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而他所用的《尚书》是今文还是古文的问题，学者争论也最多。班固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汉书·儒林传》）

对于班固的说法，清代学者的见解不一。臧琳认为：“《史记》载《尚书》今文为多，间存古文义。其训诂多用《尔雅》，马融注及伪孔传往往本之。”他以《尧典》为例，一条条地证明《史记》所引《尚书》的文字为今文而非古文。（《经义杂记·五帝本纪书说》，载《皇清经解》卷二百零二）段玉裁进一步对《尚书》（不包括伪古文）通篇地做了今古文字的辨析。他也认为：“马班之书皆用欧阳、夏侯字句，马氏偶有古文说而已。”并称“玉裁书，详于字而略于说”。（《古文尚书探异》，引文见此书序，载《皇清经解》卷五百六十七）班氏以为《史记》引《尚书》“多古文说”，而臧、段二氏只认为“间存”或“偶有”古文说，所以见解显然不同。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不满于段氏“仅分别今古文字”（按，段氏实际不仅分别今古文字，也有辨今古文说处，不过详字略说而已。），而着意分别《尚书》今古文说。他以为：“司马氏迁从孔氏安国问故，是古文说。”（《尚书今古文注疏》序及凡例，载《皇清经解》卷七百二十五）陈寿祺、乔枞父子致力于经今古文说之辨，于今文经说用功尤勤。陈寿祺一方面很赞赏段玉裁的《史记》引《尚书》文字依今文之说，另一方面又指出，《史记》引《尚书》“实有兼用古文者”。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今文尚书》中有古文”。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解释说：“司马子长时，《书》唯有欧阳，大小夏侯未立学官。然则《史记》所据《尚书》，乃欧阳本也。”至于《今文尚书》中有古文，他以为伏生所传今文书中宜即兼有古文文字。（引文见《左海经辨》之《今文尚书中有古文》《史记用今文尚书》《史记采尚书兼古文》等篇，载《皇清经解》卷一千二百五十一）其子乔枞以为：“按迁尝从孔安国问。《尚书》孔氏家世传业，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安国得壁中书后，始治古文，先实通《今文尚书》。则迁之兼习古今文，从可知矣。”（《今文尚书经说考·今文尚书叙录》，载《皇清经解续编》卷一千零七十九）总之，臧琳、段玉裁以为《史记》用今文而间存古文说，陈寿祺、乔枞父子基本同意此说，又指出《史记》亦间有引古文文字处。他们立论皆有证据，是可信的。唯孙星衍据司马迁问故于孔安国而断言《史记》为古文说，失之武断，不能成立。

《诗经》是《史记》的另一重要文献依据。那末，《史记》所引《诗经》是今文还是古文呢？陈寿祺说：“两汉《毛诗》未列于学。凡马、班、范三史所载，及汉百家著述所引，皆鲁、齐、韩《诗》。”（《三家诗遗说考自序》）这就是说，司马迁所引为今文《诗》。陈乔枞继承父业，完成《三家诗遗说考》。他认为，“孔安国从申公受《诗》为博士，至临淮太守。见《史记·儒林传》。太史公尝从孔安国问业，所习当为《鲁诗》”（《三家诗遗说考·鲁诗遗说考自序》。上引陈氏父子文均载《皇清经解续编》卷一千一百一十八），这就又把《史记》所引定为今文家之《鲁诗》。皮锡瑞说：“今文三家《诗》、《公羊春秋》，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为一义。古文《毛诗》《左氏》，圣人皆有父不感天而生，为一义。……当时（西汉）《毛诗》未出，所谓《诗》言，即三家《诗》所谓传记，即《五帝德》《帝系姓》之类，太史公据之作《三代世表》，自云‘不离古文者近是’。是以稷、契有父，皆黄帝子，乃古文说。故与《毛诗》《左氏》合，与三家《诗》、《公羊春秋》不合。太史公作《殷、周本纪》，用三家今文说，以为简狄吞玄鸟卵，姜嫄践巨人迹，而兼用古文说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后稷母有邰氏女，曰姜嫄，为帝喾元妃。’是亦合今古文义而两言之。”（《经学通论·诗经·论诗齐、鲁、韩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太史公、褚先生、郑君以为有父，又感天，乃调停之说》）这就又是说《史记》杂采古今了。

至于《春秋》以及与之有关的三《传》，自然也是《史记》所引据的重要文献。不过，司马迁所引是今文或古文的问题，前人未做具体讨论。如有讨论，那末肯定也会有分歧意见，而且也会有认为他杂采今古的说法的。

现在开始谈谈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史记》引用经书的文字和所取的解说为今文或古文的问题，其本身是很复杂的。为了解决这种复杂的问题，前人设立了一些划分今古文的标准。这些标准是有价值的，但是又不能被绝对化。例如，前人根据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故这一事实，便设立了《史记》引《书》为古文说（如班固、孙星衍）或兼今古文说（如陈乔枞）的标准，设立了引《诗》为今文《鲁诗》的标准（如陈乔枞）。这种标准的价值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可能的条件。可是，只有这一条件显然是不够的。实际上当前人在应用这一标准时还有一个在他们看来是不言而喻的条件，即汉儒守师说、重家法。而这一点也恰恰需要具体分析。汉初伏生传《尚书》，有弟子欧阳生、张生，张生又传夏侯氏。武帝时，欧阳尚书立博士。至宣帝时，大夏侯（胜）、小夏侯（建）尚书又立博士。夏侯胜受业于族父夏侯始昌，又问于欧阳氏；夏侯建受业于族父夏侯胜，又从师于欧阳氏。结果大小夏侯又分为二家。（见《汉书·儒林传》，又《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如果汉儒真的严守师说，怎么会有这许多分分合合？学术流派的分合，本是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试看《汉书·儒林传》，因“改师法”而未能补博士缺的，亦仅孟喜一人而已。可是孟喜的弟子以后还当上了博士。可见孟喜未被重用实际与其个人人品不佳有关。那末汉儒为什么高谈师法呢？看来不过是为了标榜自己是“真正老王麻子”，以便猎取官禄罢了。司马迁时代的经师都没有真正严守师法（如他们自我标榜的那样），司马迁并非经师，也无意补博士缺，当然更无严守一家师法之必要。所以，他从师问学，自然会受到影响，我们所能确定的仅仅是这种可能性，而得不出他严守师法的结论。又例如，从司马迁时《书》唯有欧阳立于学官这一事实出发，陈寿祺便得出他引《尚书》为欧阳本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也不能绝对化。司马迁时，诸经立于学官者皆为今文。因此，他考信于六艺时，自然有采用今文的较大的可能性。不过，也不能说，除今文经与经说以外，当时就没有先秦古文典籍与传说的存在。所以，连陈寿祺本人也认为《史记》采《尚书》兼今古文。他说：“迁非经生，而好钓奇，故杂胪古今，不肯专守一家。《鲁周公世家》载《金滕》，其前周公奔楚事乃古文家说，其后成王改葬周公事为今文说，此其明证矣。”（《左海经辨·史记采尚书兼古文》）

其实，只要对《史记》的引经略做具体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司马迁既未墨守于当时已立于学官的经和经说，又未严守任何师法。例略如下：

（1）《五帝本纪》引《尚书·尧典》，基本为今文经。但是司马迁既不满于“《尚书》独载尧以来”，又不满于“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于是他引用了“儒者或不传”的“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并说“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如果株守《今文尚书》，那就不可能写《五帝本纪》。《五帝德》《帝系姓》（此二篇先秦古文资料在司马迁死后又被收入《大戴礼记》中）保存了黄帝以下的世系传说。此篇还引了《左传》，亦属于古文。

（2）《夏本纪》引《尚书》之《禹贡》《皋陶谟》《甘誓》，基本皆为今文经，但是也引用了《帝系姓》《五帝德》的文字。(www.xing528.com)

（3）《殷本纪》引《尚书》之《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基本皆为今文经并用《尚书大传》说，但又引《逸周书·克殷解》；引《诗·商颂·玄鸟》，承认“天命玄鸟”之说，但又取契有父（帝喾）说。

（4）《周本纪》引《尚书》之《牧誓》《吕刑》《泰誓》，皆为今文经并取《尚书大传》说，但是又博采《逸周书》之《克殷解》《度邑解》，以及《国语》《左传》；引《诗·大雅·生民》，承认弃母履大人迹说，又言弃有父。

（5）《三代世表》主要据《五帝德》《帝系姓》，兼取《尚书》。在当时流传的一部分古文资料中，“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他对不可信的古文并不迷信。

（6）《十二诸侯年表》主要据《春秋历谱牒》和《左氏春秋》《国语》。他在此篇序中首次承认《左传》为解《春秋》之书。

（7）《鲁周公世家》引《尚书》之《金滕》，兼取今古文说，引《费誓》基本为今文，但又大量引据《左传》《国语》。

（8）《宋微子世家》引《尚书》之《微子》《洪范》，基本皆为今文经，以为正考父作《商颂》以美宋襄公亦为今文《韩诗》说，但此篇亦大量引据《左传》。他说：“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缺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所用既是今文《韩诗》说，又是今文《公羊传》说。可是他记宋襄公泓之战的历史，完全依据《左传》，笔下至少毫无褒意。

通过上述例证，我们还可以看出，司马迁兼采今古文并非出于简单的钓奇的爱好。因为，一则，司马迁引经并非从主观上愿意或不愿意引某书出发，而是首先要看能说明某一时代历史的究竟是些什么文献。黄帝以下至尧以前，他不得不用古文的《五帝德》《帝系姓》；春秋时期，他又不得不主要据《左传》《国语》。这就是说，他引书有无法选择的一面。二则，当今古文资料并存时，他又非从钓奇或师法出发。他对于“近是”的古文，取之，甚至作《仲尼弟子列传》时也采用了孔氏古文的弟子籍；而对于“乖异”的古文，则不取之。他的确重视《今文尚书》，但是《殷本纪》中竟然未引《盘庚》，《周本纪》中竟然未引周初诸诰。他为什么不引用这些极为宝贵而重要的材料？看来因为这些篇《尚书》太难懂，当时今文经师未能解释通，甚至解释有“乖异”（段玉裁即曾指出汉代《尚书》今文说有“乖异”处，见《古文尚书探异》）处。总之，在有选择余地时，不论古文或今文，凡其说乖异者，他皆不选。三则，他既兼引今古文，在一定条件下，也就不得不兼容并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例如，他既从今文《韩诗》说，以为契、稷皆感天而生，又从古文《帝系姓》说，以为此二人皆有父。这看来是留下了矛盾，实际是并存了古代的两种传说。古代有生于图腾说或感天神而生说，同时古人又有重血缘而明谱系的传统。尽管两种说法都很不可靠，但两种说法反映的古代传统本身则是真实的。试看《新约圣经》，第一章《马太福音》一开头就开列着耶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直到耶稣母亲的丈夫约瑟，共四十二代；同时又说明耶稣之母玛利亚是童贞女，从上帝圣灵而孕育了耶稣。兼存古代传说，并非《史记》或其他中国古史所特有。

如果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概括他引书兼容并包的方法，那就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这是否说明司马迁引书是杂家式的？不是。他引六经时协其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时“考信于六艺”。这就说明也是“折衷于仲尼”的。但是他又有自己的特色：一则，与当时株守一经及一家之说而拒斥他说的陋儒不同，司马迁对儒家诸经之间的态度是开放的；二则，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态度不同，司马迁主张兼容百家，只不过以儒家的六经为最高标准来整齐百家，所以对百家的态度也是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