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司马迁经学态度探讨

《史记》对于经学所持的态度，是贬抑？还是重视？这是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性质的问题。

东汉初期，班氏父子在论述司马迁时，是把他视为离经叛道者的。班固说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班固的说法源出于其父，不过班彪的话说的更重，竟说司马迁“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当然，有类似看法的也不止班氏父子。班彪同时代人博士范升曾向光武帝“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范升所说具体内容已不可知，而其对手陈元上书光武帝说：“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媟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摘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不论范陈二人争论的是非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东汉初年，司马迁《史记》是否离经叛道，这已是学者争论的问题了。

对于班氏父子的说法，宋代的沈括、晁公武皆有辩难，而清人梁玉绳的辩驳尤为针锋相对。梁氏说：“夫史公考信必于六艺，造次必衷仲尼，是以孔子侪之世家，老子置之列传。尊孔子曰至圣，评老子曰隐君子。六家指要之论归重黄、老，乃司马谈所作，非子长之言，不然胡以次李耳在管、晏下，而穷其弊于申、韩乎？固非先黄、老而后六经矣。《游侠传》首云‘以武犯禁’，又云‘行不轨于正义’，而称季次、原宪为独行君子。盖见汉初公卿以武力致贵，儒术未重，举世任侠干禁，叹时政之缺失，使若辈无所取材也，岂退处士而进奸雄者哉！《货殖》与《平准》相表里，叙海内土俗物产，孟坚《地理志》所本。且掘冢博戏，卖浆胃脯并列，其中鄙薄之甚。三代贫富不甚相远，自井田废而稼穑轻，贫富悬绝，汉不能挽移，故以讽焉。其感慨处乃有激言之，识者读其书因悲其遇，安得斥为崇势利而羞贫贱耶？况孟坚于史公旧文未尝有所增易，不退处士，不羞贱贫，何以不立逸民传？又何以仍传《游侠》《货殖》？”（《史记志疑》卷三十六《太史公自序传》）梁氏词锋之利，可以使班氏语塞。不过，梁氏所说三条本身仍有待于分析。

第一，“考信必于六艺”（《伯夷列传》），“造次必衷仲尼”（《孔子世家》赞），这都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司马迁作《史记》，基本上也实践了自己的话。考信于六艺，这是他在选择与解释历史材料时的一个标准；折衷于仲尼，这是他在说明历史进程时的一个标准。当然，他在考信于六艺时，对六艺本身，即有自己的理解；他在折衷于仲尼时，对孔子本人也是有他自己的理解的。关于这一层意思，以下将有两节做专门的讨论。这里只想说明，班氏简单地说司马迁不推崇孔子、不重视经学，是不对的；同样，梁氏简单地驳斥班氏，也难以使认识深入一步。因此有进一步具体分析的必要。

第二，司马迁作《游侠列传》，对于能救人之急而不自矜的游侠与设财役贫、侵凌孤弱的豪强做了区别，对游侠颇有称赞与同情。（《太史公自序》说，游侠，“仁者有乎”，“义者有取焉”。）在他的眼中，游侠比“以术取宰相卿大夫”的儒生还要高尚一些。司马迁反对公孙弘之类的儒生，这是无疑问的，但这也并不证明他就完全反对儒学本身。

第三，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贤人所以富者”是取肯定态度的，而且说过“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样的话。梁氏为他的辩护是无力的。不过，班氏父子把这也说成司马迁是非谬于圣人的罪行之一，那也是不对的。孔子本人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力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又“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可见，儒者对自己的标准是：可以发财、求富，但不能取不义之财；对于一般人民的标准是：先富之，再教之，富先于教。孟子见梁惠王，听到的第一句问话就是：“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于是他对梁惠王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理由是，恐怕王带头言利，弄得“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可是也正是孟子，他多次谈到“制民之产”的问题，认为只有使人民富足起来，然后才可能兴礼乐教化。他遵循的仍是孔子的思想。司马迁的《货殖列传》表彰了编户之民经营农牧工商而致富者，赞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说法，这是他的主张的一面；还有另一面见于《平准书》中，在那里他表彰慷慨输财的卜式而贬斥专门与民争利的桑弘羊之流，此篇之末说到元封元年小旱，武帝下令官兵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所以，司马迁主张的也是：在上者不应与民争利以至损民以自利，而人民则必富而后始可言礼义。这基本上与孔、孟的主张是一致的，说不上是离经叛道。

从以上三点分析来看，司马迁与其父谈在学术见解上的确有所变异，即从尊黄老之说转而尊儒。现在再就太史公父子见解转变的背景与条件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如下：(www.xing528.com)

汉高帝居马上得天下，一向轻儒。不过他很想从秦之速亡吸取经验教训，所以陆贾向他陈述儒家仁义之理的重要性以后，他对孔子和儒生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见《史记·陆贾列传》）但是要汉高帝真懂得什么是儒学那是很困难的，他看了叔孙通为了尊显皇帝威严而创立的朝仪，心里很舒服地说：“吾能为此。”（《史记·叔孙通列传》）这也就是他据自己的文化水平所能体会到的儒者的用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即汉初经大乱之后，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统治者一时也无暇顾及儒家的六艺之学。

汉高帝以后直到文景时期，汉统治者采用了黄老之道。黄老之道主清静无为，这既适应于当时经济状况和与民休息的需要，又简易而便于为统治者（如惠帝、吕后、文帝、周勃、灌婴、窦太后、景帝、周亚夫等）所奉行。

到汉武帝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经济情况来看，汉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清静无为的黄老之道使汉初社会与国家由贫而富，但同时有另一方面的后果，即“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史记·平准书》）于是在黄老之道的推行过程中就准备了否定它自身的条件。

其实，在黄老与法术之间，本来就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以老、庄、申、韩并列，最后又指出：“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这正道出了二者之间的思想上的联系。试看《韩非子·主道》，不难发现，人君的“虚静”“无事”完全是一种“执其契”“操其符”的南面君人之术，人君的无为原来就是建立在臣下有为的基础之上。因此，毫不足奇的是，汉景帝在奉行黄老之道的同时，不仅曾经重用“学申、商刑名”“为人陗直刻深”的晁错（《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而且也用郅都这样的酷吏来对付豪强、贵族。《史记·酷吏列传》就是从晁错、郅都开始写起的。到汉武帝时期，酷吏就更多了。司马迁对于酷吏中具体的人的邪正污廉，给予了不同的具体评价；但是他更担心的是，酷吏将带来吏治的败坏，以至造成政治危机。他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这是讲的秦代的历史教训，贾谊早已做过透彻的分析了。司马迁对贾谊的《过秦论》是铭记在心的，他自己又亲眼看到：“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酷吏列传》）这当然是一种使他忧虑的危险朕兆。

司马谈主要生活于文景时期，所见的主要也是黄老之道的积极的一方面，因而推崇黄老，这是很自然的。司马迁则生活于武帝时期，看到了黄老之道所生的反面效果，因而改变了父亲的主张，这也是很自然的。

司马迁转而崇儒，也与思想受了董仲舒的影响有关。至于他与董仲舒这样的经师的不同，以下将有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