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基本形式及其影响

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最基本的形式，究竟还是历史叙述的形式。有的时候，他在文章内借用了当时别人的评论或反应以表达自己的论点，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就已把论点表达出来了。对于春秋末年以后的历史叙述，尤其是对于秦汉的历史叙述，这样的表达形式是很显著的。

我们可以特别挑出《淮阴侯列传》来说。文章一开头，用韩信的几件轶事写他早年不遇而意志不凡。接着通过萧何追韩信的故事，提出“如信者，国士无双”，“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这就把韩信在当时楚汉斗争中的可能的重要作用，突出出来了。接着，筑坛拜将。“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这指出，汉军第一次有了大将。从这时一直到破项羽以前，韩信是汉唯一的大将。这正如张良所说：“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留侯世家》）。在拜将以后，文章记载了韩信跟汉王的对话。韩信在这里分析了楚汉不同的群众基础、楚战略上的失计，提出了汉应有的对策。像这样针对全局的看法，不只汉诸将提不出来，甚至如张良、陈平等著名谋臣也没有提出来过。文章在这篇对话之后，紧接着说：“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这就是说，这篇对话成为汉抗楚的决策。文章给了它很高的地位。后来班固在《汉书》卷三十四、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九，完全抄录了《史记》这一段记载，大概对这段记载的重要性也都是有所认识的。荀悦《汉纪》卷二基本上袭用了这一段，但结以“于是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也”，而删去“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这在分量上就差多了。

文章用最多的篇幅写韩信的战功。写他佯渡临晋、阴袭安邑以破魏，背水为阵、引成安君空壁以败赵，奇袭历下、囊沙壅水以破齐。并在破魏后写出了“破代兵，禽夏说阏与”，在破赵后写出了“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太史公自序》说：“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司马迁是在着意写这些重大战役的，把它们写得有声有色。文章在这里，决不像写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等的武功那样，去写斩首若干级，捕虏若干人，降吏卒若干人，所部卒斩虏若干人，定郡县若干处，得丞相、将军、二千石以下若干人。也不像写曹参的战功那样，老是写“从攻”什么、“从至”什么、“还定”什么、“从击”什么。文章写的是韩信如何指挥全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此外，文章还写了韩信对于汉王作战的支持。第一次是写汉败于彭城之后，“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使“楚兵卒不能西”。第二次是“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第三次是汉相继败于荥阳、成皋后，汉王夺了韩信伐赵胜利之军而使韩信另“收赵兵未发者击齐”。这三次的支援都是强有力的支援。可见韩信的武功不只在他自己所指挥的战场上，并且还在于投入重要力量于楚汉决斗的战场上以至于垓下的最后消灭项羽。

文章写到韩信破齐后，立为齐王，上半篇可说告一段落。在这以前，已经是“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章用具体的史实来肯定韩信的成就。到了下半篇，文章着意去写韩信对汉王的知遇之感及非其罪而死。它主要记了五件事情：二说、一擒、一斩、一烹。

二说，是武涉和蒯通的先后说韩信。武涉说：“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王之。”蒯通也说：“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他更说韩信“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之行不通，指出“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但文章记韩信对武涉的答复是：“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韩信答蒯通是：“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文章用这两次的对话，一方面更肯定了韩信的功高，另一面也表明了韩信对汉的心迹。

一擒，是汉高帝以计擒韩信。文章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文章写这一段，妙在写得不明不白。对于韩信造反，只从高帝口中说出。但紧跟着这一段记载，文章写了一句，“信知汉王畏恶其能”。这虽是写韩信的想法，但这里用一“知”字，实际上是轻轻地肯定了他这一想法。

文章在后面写韩信被斩的过程，是先写韩信辟左右、挈陈豨之手，密语反汉。再写韩信计划“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后因舍人弟告变，为吕后诱入，“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遂夷信之族”。这一段写得很有破绽。这大概是文章故意留下的破绽。梁玉绳说：“一饭千金，弗忘漂母；解衣推食，宁负高皇？不听（武）涉、（蒯）通于拥兵王齐之日，必不妄动于淮阴家居之时；不思结连（英）布、（彭）越大国之王，必不轻约边远无能之将（陈豨）。宾客多（陈豨）与称病之人（韩信）何涉，左右辟则挈手之语谁闻。上谒入贺，谋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将者亦复部署有几。是知高祖畏恶其能，非一朝夕。”梁玉绳归结于“信之死冤矣。……大抵出于告变者之诬词及吕后与相国（萧何）文致之耳。史公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史记志疑》卷三十二）这话是很有见地的。《资治通鉴》卷十二袭《史记》所记韩信挈陈豨手密语跟陈豨造反串写一起，就大失《史记》的原意了。(www.xing528.com)

文章最后写高帝要烹蒯通的故事：

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

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写这段故事，也只是要写高帝对韩信之“畏恶其能”。因此，信必不可释，而教信谋反的人倒可以无罪了。方苞《望溪集》卷二《书淮阴侯列传后》说：“其详载武涉、蒯通之言，则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据全齐，军锋震楚汉，不忍乡利倍义，乃谋叛于天下既集之后乎？其始被诬以行县邑陈兵出入耳，终则见绐，被缚斩于宫禁。未闻谳狱而明征其辞，所据乃告变之诬耳。其与陈豨辟人挈手之语，孰闻之乎？……信之过独在请假王与约分地而后会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释，况定齐而求自王、灭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减乎？故以通之语终焉。”这对于司马迁的文章是有较好的体会的。《汉书》卷三十四的《韩信传》袭《史记》之文而把蒯通的这个故事删去了，使全文大为减色。顾炎武认为，这使《韩信传》“寥落不堪读”（《日知录》卷二十六）。这“寥落不堪读”，不只是对《史记·淮阴侯列传》之文章上的损害，也是对全传精神上的损害。

通观《淮阴侯列传》，作者只着意写历史并不写评论，而韩信的生平既跃然纸上，他在事功上的成就及他的非其罪而死也就历历可见了。但《淮阴侯列传》的更大成功还在于通过韩信的生平，写出了当年局势由汉开始拜将定策，到楚汉对峙，到汉兴楚灭的历史发展过程，写出了楚汉对抗的矛盾到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转化。写一个人的生平，决不脱离当时整个的局势而孤立地去写，这是《史记》的很大的出色之处。在《淮阴侯列传》里用了一小半的篇幅写韩信的非其罪而死，这在司马迁不是偶然的，这表现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个侧面。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里，曾广泛使用了以历史叙述表达历史论断这一基本形式。他善于通过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去说明、论断历史问题。他着意去写一定时期中的风云人物。他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萧相国世家》《吴起列传》《商君列传》《李斯列传》都属于这样的篇章。他同样着意去写虽非风云人物，但可供以集中反映问题的人物。他的《万石张叔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平津侯列传》又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佳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