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

侯外庐

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到现在已经两千一百年了。关于司马迁的生年，过去有两说。一般认为他生于公元前145年；但也有的记载说他生于公元前135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这里是照前一种说法。他的死年没有明确的记载，大约是在公元前90年左右。

司马迁的著作充满了人民性和思想性，它不但总结了前代学人的成果，所谓“六经以后，惟有此作《史记》”，而且长期教育了中国人民。司马迁的富有创造性的优良学术传统，使中国两千多年的学者没有不给予他以崇高的评价，并从他的宝贵经验里吸取精神的营养。直到近代，鲁迅也赞美《史记》是“史家之绝唱”。司马迁暴露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胆识，又使他以后的封建正统派代表学者大都感到威胁，或者公开地诬蔑他的著作为“谤书”，或者曲解他的思想为“异端”。因此，对待司马迁的遗产，从来就有两种态度直接间接地反映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领域的斗争中。我们纪念这位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思想战士、学者和历史家，应该遵从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把他的全部学问，加以科学的研究和总结，吸取它的 精华。

司马迁用一生精力所写成的著作《太史公书》，即后人所称的编于二十四史首部的《史记》。这是一部继承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传统的著述，它和当时御用学者博士官们所做的和所想的都是背道而驰的。在这一部史无前例的通史中，包括着从黄帝到汉武帝为止的约三千年历史，分为十二本纪（近似于政治史）、十表（近似于年表）、八书（近似于社会制度史）、三十世家（近似于国别史和人物传记）、七十列传（近似于人物传记和思想史），共一百三十篇。这些就是后人如郑樵所说的“五体”，开创中国史家“纪传体”的先河。从《史记》的形式来看，在公元前2世纪的世界著作中无疑地没有这样比较完整的史学著作。从《史记》的内容来看，可以说天才纵横的司马迁，企图对三千年的历史图景编制出前人所不能做的总结，特别是企图把汉兴以来的当代社会图景，创制出当代学者所不敢做的“实录”。在这一点，连那不同意司马迁思想的班固，也不能不借他人的口吻而叹服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的史学眼光确是嶙峋不凡的：时代制度的演变、民族的生活状况、阶级社会的人物面貌、思想潮流的发展倾向，都生动地被他用多种多样的文学方式描画出来。至于《史记》所表现的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对于后代文学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顾亭林在《日知录》卷二十六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这还只是说到司马迁文学的一面。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形容《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可以说是概括的文学评价。

这篇短文不允许对《史记》做全面的分析评价，这里仅就作者有限的研究，试从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来简括地说明一下个人的看法。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伟大思想家之一。首先，司马迁对自然是抱着一种朴素的唯物观点的。他懂得天文星历，也参加过武帝时代修订历法的工作。他的历史观是和他的科学知识联结在一起的。在他的时代，阴阳五行一类怪诞的世界观极其嚣张，成了汉代统治阶级御用的理论。坚持唯物观点的司马迁对这些迷信的思想展开了斗争。他说明他作历书是在于使“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秒）忽”。他重视算术的功用。他说，“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他著《天官书》就是为了反对这些东西。他根据父亲的遗教，提出对待自然史的唯物观点。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值得重视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名言：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司马迁的这种世界观是反对天人感应的世界观的。他批判了继承孟子的阴阳家邹衍，他责斥邹衍助长了秦汉之间“营于巫祝，信禨祥”的迷信思想。他以这一世界观为根据，对中国古代的荒诞传说加以抉别。他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按，已佚）、《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他更接受荀子的传统，否认远古的神话，批判了汉代人们的造谣，“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虽然委婉地记述着汉代神学大师董仲舒治公羊家《春秋》的目的，拿阴阳灾变的迷信以取悦于武帝，语句间并没有明白地显露出他对公羊家的批判来，但在《伯夷列传》中，他却对这种天道观发出了深刻的讽刺。他首先讲到古代的好人有的饿死、有的夭亡，为什么说“天之报施善人”？古代的坏人横行杀人却得长寿，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接着他说到汉代，坏人毫无忌惮地干坏事，却一辈子享受富贵，并把富贵传及子孙；好人谨拘言行，什么不满意的事也不敢轻易做，却多数遭了祸灾。最后他说，“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怎样攻击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神学观点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古代唯物主义者，几乎不谈神怪，而是单纯解释自然事物。司马迁就是这样，他介绍他父亲的遗训说“形（物质）神（精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这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朴素唯物观点。

其次，我们再看看司马迁的社会历史观点。司马迁虽然没有把他的历史观点概括成为有体系的学说，然而这毫不足以损害《史记》所表现的有机联系着的历史观点。我们应该这样说，司马迁没有专门的一篇（包括《太史公自序》）文章抽象地讲述他的历史观点，可是他有着《史记》里的历史观点，换言之，他有着贯串于社会历史的和各阶级人物的记录中所显示的历史观点，这种观点虽然有时隐约难辨，但我们从全面的分析中还不难看出他的历史观点所包含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因素。

我们知道，古代唯物主义者对自然界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而一进入复杂的社会领域则大都陷入唯心主义观点。当然，我们研究司马迁的历史观点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司马迁的历史观点不能不有局限性，也不能不露出属于唯心主义的成分，例如循环论（如说“三代若循环”）和强调地理条件的说法（如在《货殖列传》中所论的风俗观点）；然而他的社会思想是有鲜明的人民性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素的。他在《货殖列传》中，关于人类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史有如下的名论：

待农而食之，虞（矿）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www.xing528.com)

很明显，这是把物质生产的历史当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去看待的。它和自然现象一样，也有一定的规律（道）可循。这就不是如一般唯心主义者所说的决定于人的意志或政治教育之类。应该指出，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历史观点。两千多年前对人类社会史的分析方面有这样伟大的思想，的确是杰出而罕见的。因此，他也重视普通人民在历史中的地位，把一个平常从事生产的白圭，居然和古代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平列起来。他引述白圭的话说：“吾（白圭）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司马迁发现由于财富不均而产生的人对人的阶级奴役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和自然的规律一样。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他反对经商剥削和巧取豪夺而得来的财富，说：“本富（指劳动而富）为上，末富（指商贾而富）次之，奸富（指榨取而富）最下。”这种观点是和那种认为贵贱贫富是“天命”的封建主义正统观点截然对立的。

司马迁大胆地宣告法律是一种治人的工具。他有一篇叙述儒家叔孙通替汉高祖定礼的故事，首先说明制定礼法的大师是这样的卑劣人物，即“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的、“面谀以得亲贵”的所谓“知当世之要务”的圣人；其次叙述了一通为皇帝大排喜剧的假场面；最后说“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乎定礼大师叔孙通被任命为太常，受赐金五百斤，一群追随他的儒生也都做了郎官并受了赏金。这就是所谓叔孙通定礼的内幕。原来，司马迁在这个具体事例的叙述中，无情地揭发了这种“礼”的虚伪！司马迁对于张汤为汉武帝制定各种法度的具体叙述，又是一种暴露。张汤是为武帝立法的能手，他定了不少维持封建制度的专制法令，只要武帝喜欢，张汤都会附会经义来迎合，因此，天下事“皆决于（张）汤”；然而司马迁却大胆地说出，正因为这样的法律，张汤在世时，百姓已经不能安生，要“骚动”了，张汤死后，“而民不思”！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司马迁已经看到封建制度的法律的虚伪，即一方面是披着神圣外衣的制度，而另一方面是无耻的非法横夺。他还借汲黯的话形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是一语道破了统治者所谓“仁义道德”的实质！

对于统治阶级的横暴，在《平准书》和《酷吏列传》中揭发的很多。他对于一班财政大臣们和一群酷吏人物的描绘，不仅给读者以生动的典型形象，而且由此暴露出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基本矛盾。恩格斯曾指出，优秀的文学要比社会学、统计学、公法学更能表露出社会的丰富而多样的图景，我们以为司马迁的优良传统在两方面是兼而有之的。这里，我们再看一下酷暴的杜周怎样为封建法律下了一个定义。有人责问杜周，你不遵循法律，专门以人主的好恶来治狱，执法的人是这样么？杜周说：“三尺（法律）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又暴露了当时所谓神圣的法律在司马迁的笔下就是任意杀害人民的工具。一方面，《平准书》说明最高地主大量没收了人民的财富、土地和奴婢，使中家以上大率破产，说明了少数特权豪强地主“蹛财役贫”，使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酷吏列传》指出了农民起义、著名的大暴动和不可胜数的小暴动此落彼起，威胁汉代的统治，吓得统治阶级“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在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想基础上，司马迁的著作必然具有丰富的人民性。除了上面所说的对社会制度和阶级的法律等等观点已经表现了它的人民性以外，我们从司马迁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它的人民性在道德观点方面的表现。他指出，有财富有权势的人的道德，它是以权力的窃取和财富的掠夺为标准的。他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享）其利者为有德。’……‘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他们的身份是所谓“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他还指出，被压迫者、被统治者的道德，它是以平等的报施和患难的恤救为标准的。他说：“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虽时捍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统治者的道德做了无情的暴露，对于人民群众的道德做了崇高的颂扬。

不但这样，他还列举了当代的许多任侠人物，他们是和豪暴地主对立的。他们如朱家的品质是“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如郭解的品质是“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司马迁之所以为这些下层人物立传，就是因为他们和一般富贵人们不同，“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我们再从叙述陈涉起义的故事来看，他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这样看来，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和传统思想所谓的汤武“圣王”开创商周二代的王朝以及孔子“素王”著作垂法万世的《春秋》是等量齐观的。他把农民领袖陈涉列入世家，也是创举。汉高祖虽然被列在本纪，但司马迁对这位皇帝的讽刺是入骨的，甚至叙述他是“无赖”。司马迁虽然在形式上因有所忌讳，而不能不规避其词，说什么“三代若循环”的王道，然而一到了他的具体叙述里，便反而倒转过来，把统治者所骂的盗贼俨然当成圣王了。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在他的著作中，大量地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这正表现了司马迁是把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的。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贡献。

最后，我们知道，在《史记》写作的年代里，儒家已经被汉王朝宣布为一种类似国教的正宗，借此正宗，才如董仲舒的对策所说的，不使百家并进，而后统纪可一。然而，司马迁却站在表章六经的反对方面，把六经和诸子百家的传统一样看待，而无差别。这也是他独到的科学论断。

我们纪念伟大的富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应该研究他的伟大著作，接受这份丰富历史遗产。

（原载《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1日第3版）

（196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