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历史总结与多维思考

决定历史治乱盛衰的因素是什么，先秦诸子见智见仁，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仁政”“民心”与历史治乱盛衰。从“仁政”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盛衰，是孟子的发明。孟子关于治乱盛衰的思想非常丰富。在《滕文公下》中，他对尧以来的历史治乱盛衰总结说：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朱熹注：“此一乱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朱熹注：“此一治也。”）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朱熹注：“又一大乱也。”）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朱熹注：“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朱熹注：“又一乱也。”）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朱熹注：“亦一治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朱熹注：“此又一乱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朱熹注：“是亦一治也。”）

这可以说是孟子对历史上治乱兴衰所做的全景式的描绘。

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原因何在呢？对此，孟子主要从“仁政”方面进行了分析。“仁政”是孟子学说的中心，它与“仁”是相通的。什么是仁？孔子最早提出仁的学说，樊迟问仁，他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在当时表现出重视人、关怀人的进步思想，郭沫若先生称之为“人的发现”[1]。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亲亲，仁也”（《孟子·告子下》）、“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上》），可见，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但同时，孟子的仁论也具有新的特点，他将仁的思想与其性善论结合起来，从人性善的角度来叙述仁。他说“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又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孟子·尽心下》），将仁归结为恻隐之心与不忍之心。而把“仁”施之于政，是为“仁政”。孟子认为，仁政之施行与否，与历史上治乱兴衰关系密切。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孟子·离娄上》）得天下或失天下，决定于是仁还是非仁，国家的废兴存亡也取决于此。

重视民心，是孟子仁政学说的一项重要内容。孟子认为，天下的得失兴衰，与民心的向背关系密切。他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又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孟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桀纣等人失去天下的原因在于丧失了民心，而反之，争取到民心，就能获得天下。孟子总结历史盛衰基本上不离“仁政”及民心的思想。

荀子提出“安位说”“水舟说”和“三得论”，论述了民心与历史治乱盛衰的关系。他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荀子·王制》）荀子先从马惊车说到庶人惊政，认为就像马惊车会使坐车者坐不安稳一样，庶人惊政也将使执政者不能安居君位，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惠民，包括修明政治、救济贫困等等，这样就能使民心稳定、百姓安政，百姓安政了，统治者也就能安位，达到天下大治。这就是“安位说”。又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荀子引用古代文献资料，提出了“水舟说”，把国君比作舟，把民众比作水，指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揭示出民众、民心能决定统治者的统治兴亡的哲理。荀子又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荀子·王霸》）荀子认为，对于治国者来说，能得到百姓鼎力相助的可谓“富”，能得到百姓拼死相助的可谓“强”，能得到百姓夸奖的可谓真正的光荣。“三得”具备的，天下人都归附于他，可称为王；“三得”都失去的，天下人都离叛他，这就是“亡”。荀子认为，能得“百姓之力”“百姓之死”“百姓之誉”的，也就是获得了民心。有“三得”，天下归之而王，政治上是兴盛；无“三得”，天下去之而亡，政治上是衰亡。荀子肯定了民心在历史治乱盛衰中的重要性。

《管子》作者从“以人为本”的观念出发，探讨了“民心”与历史治乱盛衰的关系。《管子》明确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管子》作者认为，以人为本，是霸王之业的基础，而且，它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安危，“本”治理好了，国家就安定巩固，否则，国家就危乎殆哉。那末，怎样做到“以人为本”，实现“本治”的目标呢？《管子》认为，关键在于得民心。《管子》作者进一步提出：“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管子·五辅》）这里的“人”是指人心；“务”，《说文》曰：“趣也”，段注：“趣者，疾走也，务者，言其促疾于事也。”[2]《管子》认为，获取民心是当务之急，这是天下的最高准则。把民心的地位提高到极致。作者认为，顺民心还是逆民心，关系到国政的兴废：“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应采取惠民政策争取民心，而不能靠刑罚、杀戮的手法来对待民众，“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管子·牧民》）靠杀戮手段，民心不服，统治者的政权就危乎殆哉了。《管子》还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指出争天下必先争取民心的道理。并认为获得政权后依然还要重视民心，民心的得失事关政权的存亡兴衰：“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管子·五辅》）作者的观点非常鲜明，自古以来圣王之所以能建功立业，名扬天下，流芳千古，无一例外都是由于得人心，由于坚持了以人为本；相反，自古以来暴君之所以亡国失天下，也无例外地是由于失去了民心。作者还特地例举了商纣王亡国的历史教训，指出，由于纣王“劳民力，夺民财，危民死”（《管子·形势解》），以致民怨沸腾，失去了民众的拥护，而最终为周朝所取代。

“兼爱”“尚贤”与历史盛衰变动。梁启超说：“墨家唯一之主义曰‘兼爱’。”[3]郭沫若先生认为：“在墨子思想中最为特色而起着核心作用的要算是他的‘兼爱’与‘非攻’的一组。”[4]吕思勉先生也指出：“墨子宗旨，全书一贯，兼爱为其根本。”[5]可见，在墨子的学说中，“兼爱”是其核心思想。

墨子的“兼爱”思想与他关于历史治乱盛衰的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在《兼爱上》中，开篇就谈治乱问题，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认为要治理天下，一定要知道天下之所以乱的原因，就像医生治病要知道病因一样。知道乱之起因，就能治之，否则就不能治。那末，天下之所以乱的原因是什么呢？墨子认为，“不相爱”是乱之起源。他说：“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他认为，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不相爱，皆为致乱之源，乃至贼之行盗、“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都是因为不相爱的缘故。由此，他自认为找到了弭乱的良方，这就是使人们“兼相爱”。他说：“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墨子因而得出关于兼爱与治乱盛衰的总的结论是：“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兼爱中》）“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墨子的兼爱思想，反映出小生产者要求平等、反对动乱和战争、希望安居乐业的愿望，而把治乱盛衰与“兼爱”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是其一大特色。

先秦诸子还认识到统治者能否重视和任用“贤人”，是决定历史治乱盛衰的一个重要因素。墨子提出的“尚贤”说，就表达了这种观点。“尚”，上也，为推重、任用之义；贤，《说文》释：“多才也”，《玉篇》曰：“有善行也。”可见，贤人为有德有才之人。《墨子》首篇第一句话就陈述了统治者对贤人的态度，关系到国之存亡：“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亲士》）墨子提出一个看法，国家治理的程度与贤人的数量存在比例关系：“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墨子·尚贤上》）贤士多则“治厚”，贤士少则“治寡”，提出统治者要治理好国家，当务之急就是要广纳贤才。《墨子》写道：“故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无异物杂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说，被褐带索，庸筑乎傅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贱卒而贵，始贫卒而富？则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墨子·尚贤中》）通过例举历史上圣明的国君不拘一格重用贤人，使得天下大治的事迹，论证了能否重用贤人事关国家的治乱盛衰的道理。

荀子虽然对墨子的主张多有批评，但在“尚贤”思想上，也与墨子有相同之处，他说：“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荀子·强国》），“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荀子·成相》）。认识到“尚贤”与治国的关系，承认“尚贤”则能使天下得到很好的治理。又说：“昔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并之，莱不用子马而齐并之，纣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亲贤用知，故身死国亡也。”（《荀子·尧问》）通过历史事例说明不重用贤人，将造成亡国之患。

“礼”“法”对历史治乱盛衰的影响。在先秦诸子中，将“礼”置于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来认识的，首推孟子。他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认为如果在上的人不讲礼义，在下的人没有教育，违法乱纪的人就会多起来，这样，国家灭亡的日子也就没有几天了。(www.xing528.com)

《管子》把礼义廉耻称作“四维”，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也认识到礼是事关国家治乱兴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礼与治乱盛衰的关系方面，能从多方面去深刻地认识的，是荀子。荀子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荀子·王制》）把礼义视为治国的第一要务。又说：“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荀子·议兵》）认为重视礼义关系到国家的治乱。荀子还叙述了礼与天下得失、政权兴亡的关系，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荀子·议兵》）指出，王公崇尚礼义可得天下；反之，政权就会覆亡。

韩非子对历史的治乱盛衰进行了分析，他说：“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韩非子·难势》）又说：“故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韩非子·用人》）又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一些昔日的强国之所以衰亡，“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韩非子·有度》）由此可见，韩非子在总结历史治乱盛衰时，将“法”与治乱盛衰的原因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与商鞅“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的精神是一致的。“法家精义，在于释情而任法”[6]，“法”是法家学说的核心部分，韩非子对历史治乱盛衰的总结，体现出紧密围绕着其思想学说这一特点。他说：“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韩非子·奸劫弑臣》）他指出统治者是否实行严刑重法，与国家的治乱盛衰关系密切，他强调要以“严刑重罚”来治理国家，并认为，民心与此主张是相悖逆的，如果顺民心，轻刑罚，国家就会危亡；轻民心，重刑罚，国家则能实现大治，这与儒家重视民心的思想截然相反。《管子》强调“法”的意义：“法者，天下之仪也”（《管子·禁藏》），视“法”为天下的准则。又认为，国家“不失其法然后治”（《管子·禁藏》），“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管子·明法解》），把“法”的实施与否，上升到历史治乱盛衰的高度来认识。

由上可见，在总结历史盛衰的思潮中，先秦诸子不仅继承了先秦统治者与史官总结历史盛衰的思想，还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特色之一是拓展了历史盛衰论的哲学基础；特色之二是从多种视角来探讨历史治乱盛衰的原因；第三个，也是其中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将对历史盛衰的分析，与其学说思想紧密结合，两者之间的渗透及影响，呈双向互动的态势。他们关于历史盛衰的总结，对我国民族的历史思维及后世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2006年第4期）

[1]郭沬若：《十批判书》，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3页。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99页。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4]郭沬若：《十批判书》，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05页。

[5]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版，第121页。

[6]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