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的盛衰变化与转化

先秦统治者与史官虽然已开始了总结历史盛衰的尝试，但是，天地万物及社会历史为何有盛必有衰？盛衰之间的内在联系究竟怎样？他们还未能从哲学的高度来很好地阐述这个问题，然而先秦诸子在这方面有重要突破。

首先，先秦诸子认识到盛衰之间的对立而依存的关系。《老子》认为，无论是自然界或社会，都存在大量矛盾事物，这些矛盾事物双方处于对立统一体之中，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它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揭示出这种矛盾存在着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认为这是永恒的道理。盛衰也是如此，不可能只有盛而没有衰，也不可能只有衰而没有盛。韩非子引“周公”的话说“万物必有盛衰”，又说“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韩非子·解老》），对《老子》之意的解喻可谓中的。《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上》），说明事物都存在着“阴”“阳”的矛盾对立面，仅有“阳”而没有“阴”不成其为“道”，仅有“阴”而没有“阳”也不成其为“道”，盛与衰的关系，也是阴与阳的关系，同理，也是对立而依存，缺一不可的。这句话还包含另一层含义：一阴一阳、阴阳转化，乃是“道”的法则。

其次，先秦诸子认识到盛衰必然转化的法则。《老子》认为，矛盾的双方均会向其反面转化。它说：“反者道之动。”又说：“物壮则老。”“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共。”“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老子》第四十章、五十五章、七十六章、五十八章）说明事物向其反面转化是一个普遍的法则。事物为什么一定要向其对立面转化呢？韩非子从祸福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的论述，回答了这一问题。例如福之转化为祸，他说：“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韩非子·解老》）韩非子认为，人有福，继踵而来的是富贵和良好的物质条件，有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就容易产生骄奢之心，有了骄奢之心，往往行动邪恶不正，举动违背常理，这样，大祸就降临了。事物的盛衰也是如此，彼此是要发生转化的。他又说：“国无常强，无常弱。”（《韩非子·有度》）说明不仅是个人，国家也是如此，强弱盛衰并非永恒不变的。《庄子》说：“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庄子·天道》）郭庆藩注曰：“夫春夏盛长，秋冬衰杀，或变生作死，或化故成新，物理自然，非关措意。”（《庄子集释》）可见，《庄子》此句意为盛衰的转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庄子》还说道：“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庄子·天运》）意思与此相类。《管子》称：“奋乃苓……奋，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管子·宙合》）说明盛一定会向衰转化，兴盛而不衰落，这是不可能的。作者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此危亡之时也。”（《管子·重令》）强盛与危亡为邻，“至则反，盛则衰”，可见，《管子》对社会历史的盛衰转化问题，具有辩证思维的特点。《易传》中这方面的思想也非常丰富，如说：“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易·乾·象》）在此，《易传》以“龙”喻君子，“亢龙”是龙处“上九”即乾卦最上位之象，说明事物盛衰变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易·丰·彖》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盈”“虚”亦即盛衰，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它谈盈虚，不是谈自然法则，而且是从日月、天地的盈虚而延衍于人，这反映出《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特点，以及关于盈虚盛衰的辩证观念，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历史盛衰的观点。(www.xing528.com)

先秦诸子关于历史盛衰的思想，还表现出一个特点，就是不空谈历史盛衰，而是将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论述社会历史变动。从某种角度看，治乱兴亡也是盛衰的征象：治为盛象，乱为衰象；兴为盛象，亡为衰象。先秦诸子兴起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救世之弊”，而现实与历史是紧密相连的，今天看来的历史，也曾经是昨天的“现实”，而今天的现实，也将成为明日的历史。因此，要“救世之弊”，就必须对历史上的治乱盛衰进行总结，探寻其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匡时弊。先秦诸子着重探讨了决定历史治乱盛衰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