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作者在历史认识上富有特色的观点，是变通的史学思想。《系辞下》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3]历史是在变通中向前发展的。
易，历来有变易、不易、简易等解释。实则易的中心观念是“变”。“变”而后“通”。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章学诚说：“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文史通义·易教中》）《周易》作者用变通的观点谈自然，论人事；天（自然）和人（人事社会）都是变通的，同具有变通的特征。“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系辞上》）一切事物都是变通的。变通的观念来自对自然和社会事物的观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系辞下》）八卦用之于卜筮是另一回事，而《周易》的变通思想的产生，在这句话中也交代明白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周易》的变通观点有直接联系。他作《史记》是“述往事，思来者”，“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可以说是变通的观点在史学领域内进一步发展。
《周易》认为自然和社会的变通表现出盛衰的变动。《丰·彖》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泰》九三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这都是说盛衰变化是一个普遍的原则。这和“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一个意思。《革·彖》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用变通的观点说明社会变动、历史兴亡的必然。历史事业既有盛时，《泰》谓“小往大来”，高亨注：“卦辞言：事业由小而大，由衰而盛。”[4]历史事业也有衰时，《否》谓“大往小来”，高亨注：“事业由大而小，由盛而衰。”[5]观察历史盛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司马迁提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的观点和《周易》的史学思想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明末王夫之说：“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治乱循环，一阴阳动静之几也。今云乱极而治，犹可言也；借曰治极而乱，其可乎？乱若生于治极，则尧、舜、禹之相承，治已极矣，胡弗即报以永嘉、靖康之祸乎？方乱而治人生，治法未亡，乃治；方治而乱人生，治法驰，乃乱。阴阳动静，固莫不然。阳含静德，故方动而静；阴储动能，故方静而动。故曰：动静无端。待其极至而后大反，则有端矣。”（《思问录·外篇》）这就发挥了《周易》的盛衰变化理论，指出历史盛衰中条件的意义，用辩证观点看待动静盛衰之变。
《周易》作者对历史变化的趋向的看法，在以下这段叙述中，明白地反映出来。《系辞下》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www.xing528.com)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期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本来，作者认为八卦来源于对天地事物观察的结果。但在叙述历史过程中，仿佛是圣人从八卦卦象中得到启发，去发展生产和治理社会，这就是唯心的说法。但《周易》对历史的观点是值得总结的。首先，历史是在进步的，古代不是一个完美的黄金时代。上古的人过着“穴居野处”的生活，“结绳而治”，后世的社会比古代进步，“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万民以察”。其次，历史进步体现为人们的衣食住行条件的逐步改善，社会从渔猎经济到种植经济。随之，交换发生，文字发明，一些国家机器也产生了。所以，《周易》的变通史学思想有着进化的观点。至于尧舜以后的历史怎样变化，《周易》没有说。“这也可以说是半截子的古代进化论。”[6]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大体也是这样来描述古代历史的，但他明确提到上古、中世、当今变化的进步趋向。
需要说明的是，《周易》变化观不能看作循环运动观。《序卦》的作者把六十四卦作为一个体系来说明。从《乾》《坤》《屯》《蒙》一直到《既济》《未济》，表示一种变化的观点，按照王夫之的解说是：“故列《乾》《坤》于首，以奠其经，安《既济》《未济》于终，以尽其纬，而浑沦无垠，一实万变之理皆具。”“故曰：太极无端，阴阳无始。”（《周易外传》卷七《序卦传》）事物变化不是做封闭式的圆圈运动，即使从阳复阳，盛衰更替，也不是原有事物的简单重复。这是其一。其二，从每个卦体来说，从初爻到二、三、四、五及上爻，是发展。上爻在爻位上处于亢极的地位，穷极必反，但也不是上爻回复到初爻状态。所以就《周易》体系看，其变化观不是循环论。《周易》用四时变化说明运动，“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变通莫大乎四时”。（《易·系辞上》）这里只是用人们感受最深的四时变更来说明变化，运动。古代自然科学不发达，没有实验的科学，其观察停留在直觉阶段，这就限制了他们的认识。《周易》作者有进化的观点，也赞成新东西，“日新之谓盛德”（《易·系辞上》），但是这种进化观又是有限度的。
《周易》最初作为卜筮之书，带上天命、神意的成分，《易传》作者的阶级立场在这部书中也反映出来。《周易》对史学的影响，还有另一种表现，皮锡瑞称这是《易》的“别传”。这种“别传”就是“论阴阳灾变”。他说：“经学有正传，有别传。以《易》而论，别传非独京氏而已，如孟氏之卦气、郑氏之爻辰，皆别传也。……孟（喜）、京（房）非齐学，其言亦主阴阳灾变者。卜筮占验，本与阴阳灾变为近，故后世之言术数者，多托于《易》。”（《经学通论·易经·论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易》别传始末在《汉书·五行志》里有一段说明：“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从最初《周易》用于卜筮到阴阳说、“天人相关”论、灾异论，其变化脉络很清楚。班固写《汉书》，用灾异理论解说历史。以后的历代正史及其他一些史书都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
《周易》的变通史学思想在史学发展过程中变化、发展。先秦到汉初，说《易》是“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皮锡瑞语）。史家以变通的观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察历史盛衰。《史记》一书贯穿了变通的史学思想。西汉中期后，《易》之别传，论阴阳灾变，丢弃了变通的史学思想，代之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感应”“三统循环”的理论。《汉书》明显反映出这些思想。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对这些理论展开了斗争。隋唐至宋元时期，变通的史学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史通》《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文献通考》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史学特征。明清时期，王夫之发展变通的史学思想，提出历史发展必然的“理”“势”的理论。章学诚把变通的史学思想作为史学的优良传统来阐发。他认为以《周易》为首的“六经”是史，从“经世致用”的思想出发，贯通经史。章学诚要以变通的精神更新当时的史学，他说：“《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文史通义·书教下》）这一段话是两层意思，一是说当时史学失却变通的精神，二是说史学也要在变通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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