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史官通《周易》

中国史学还处在童年时期，就和易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受到《周易》的影响。当然，史学发展对易学的发展也有积极的意义。先秦时期史官是具有两种身份的人。一方面，史官担任着“记言”“记行”的职责，要求自己做到“书法不隐”，就这一点说，他和巫、祝不同，表现出“世俗人”的品格。另一方面，史官兼掌卜筮之事，因而又具有巫、祝的身份。所以，文献上常常将史巫、史祝并称。《周易》中有这样的记录：《巽》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这是史巫并称。《左传·定公四年》载：“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昭公十八年》载：“使公孙登徙大龟，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告于先君。”这是卜史、祝史并称的记载。像这样的文字在先秦文献中屡见不鲜。

《周易》最初是做卜筮用的书。朱熹说：“《易》本为卜筮而作。”“《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易二》）史官因而成了掌握和收藏《周易》的人。鲁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左传·昭公二年》）。又鲁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史官精通《周易》是其职责的需要，而史官的职掌又为史官通《周易》提供了方便。

《周易》在先秦史官评论历史、预断历史发展趋向、“观国家之吉凶”（《周礼·春官宗伯·大卜》）上，意义十分明显。如周史官通过议论陈厉公生子敬仲这件事，提出他对历史发展趋向的看法。史载：

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周易》对史官观察历史产生多种影响，第一，用卦辞、爻辞解说的办法评论事件，往往是牵强附会。周史官说，《坤》，土也。《乾》，天也。《巽》，风也。是从卦象上说的。“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杜预注：“《巽》☴变为《乾》☰，即风变为天，故曰风为天。但《坤》☷未变，代表土地。而自《否》卦之第二爻至第四爻，古所谓互体，为《艮》卦，《艮》为山，故云‘山也’。”这是卦象变化的含义，用互体说，说明《否》卦的二、三、四爻组成《艮》☶卦，艮为山。史官解释卦变符合原意，而由此引出一连串的结论，多是借题发挥。第二，《周易》中具有联系、发展的辩证法思想因素，使史官较好地体察出历史变化的趋向。《周易》中象数带有神秘的性质，如果剥掉唯心神秘的外衣，可以看到其中隐含着一种相互联系的思想。首先，《周易》作者意识到每个事物处在一定的系统中，受到这个系统的制约。《周易》中每个卦构成自己特有的系统，其中每个爻位的阳爻、阴爻所含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要受到这个卦体的影响与制约。同是一个爻位上的相同的爻象，由于处在不同的卦体中，含义不相同。其次，每一爻和上下爻以及其他的爻有一定的联系和影响。上下卦的对应爻发生明显的影响。所谓“当位说”“中位说”“应位说”“趋时说”“承乘说”“往来说”等，都包含着联系的思想。复次，每个卦体的每一爻，处在一定的爻位上，同时又潜在着运动、发展的趋向。周史官在齐、陈的具体条件中讨论力量的消长，用联系的思想分析诸侯国君和大夫之间的关系，用“物莫能两大”的观点，谈出自己对历史趋向的看法，这又有合理的因素。第三，周史官说，“陈衰，此其昌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预占历史趋向，不能看成是占筮的显示。从周史的一段分析可以看出，史官对历史和现实有了了解，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析。所谓“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淮南子·要略》），只是一种形式。后人明白这层秘密，“善筮”者，是“先人事而后说卦”（《日知录》卷一《卜筮》）。孔子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真懂《周易》的人，不会注意卜筮一套的把戏。

《周易》对于史官认识大变动时期的历史特征，意义也是十分明显。鲁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对历史变动，有一段精彩的议论。史载：(www.xing528.com)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谒之，曰：‘生有嘉闻，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史墨的这段议论，一是总结鲁君失国、政在季氏的历史经验教训。鲁君失国非一朝一夕之故，文公以后政治废失，“民不知君”“民忘君”，而另一方面“季氏世修其勤”。历史发展的逻辑也就清楚了。二是对变动的时代特征做了概括。“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这是历史大变动的事实。《诗》中“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话，说明变化的普遍法则。“《雷》乘《乾》曰《大壮》”，解释《大壮》卦象。按，《大壮》：“利贞。”《大壮·彖》：“《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从刚柔变化说出变动法则的理论依据。杜预注说：“《乾》为天子，《震》为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犹臣大强壮，若天上有雷。”史墨把历史变动时期君臣地位改变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正大”之道。这正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先秦史官在政治上的地位，一般是不高的，像周史佚那样的人不多。但史官有历史知识，通《周易》，对现实了解，又担任着“载笔”记言记行的任务，他们对国家政治、军事、文化的斗争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有名的史官如史佚、史墨、史赵、史鱼等，在政治舞台上也是活动家。史官一面记载历史，一面又以《周易》的思想，通过解释卜筮结果的办法评论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各种事件，预断历史的趋向，从而对现实给予积极的影响。先秦史学的这种特点我们应当重视。

晋韩宣子至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周易》和《春秋》被当作认识历史同样重要的典籍。这段话说明，它们在史学上的意义，在于使人们明白历史兴盛的原因和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

有的学者认为，《周易》的编纂出于西周史官之手的说法，是可信的。[2]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周易》对先秦史官评论事件和人物、认识历史和现实、观察历史的动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周易》也在吸收时代思想的精华，成为中国史学思想方面的重要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