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辞比事”，原是孔子作《春秋》首创的一种修史的法则。从此，相承不坠，也就成了一条极具权威性的“《春秋》之教”。（《礼记·经解》）
孔子博学多能，识大识小（《论语·子张》），将西去王室和在鲁所收集的丰富史料一一排列，连类而比较之，明其异同，辨其真伪，析其疑似，曲证旁通，求出其中的有机联系，便是“比事”。然后折中引义，有典有法，严其笔削以成一字都明是非，而具褒贬的《春秋》，便叫“属辞”。从而这条《春秋》之教，在中国史学史上便成了金科玉律，为史家拳拳服膺所不失，而奉孔子为修史的祖师了。
这到底是啥道理呢？因为“好书而不要（要领体会）诸仲尼，书肆（卖书市肆，不能释义）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小说不合大雅）也”。那么，博通群籍，“皆斟酌其本”（《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赞）的扬雄，在效《论语》之所作成的《法言·吾子》里，竟谆谆如此地教诫世人，不就恳切指出了修史者，要于所得资料，考求是正，合乎大雅，都非向孔子学习“比事属辞”之教不可吗？所以章学诚说：“《春秋》‘比事属辞’，必征其类，……比事参观，甚资启悟，一隅三反，文章不可胜用矣。”（《文史通义·杂说中》）又说：“史学渊源，必自《春秋》‘比事属辞’之义。”（《章氏遗书·丙辰劄记》）这不又是诲人谆谆，修史务须遵循“比事属辞”之教，而奉孔子为宗师吗？
举例来说：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首先便效法孔子之作《春秋》，广征史料，取材于“正史”、诸子以及其他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文集等等，共计就有三百多种，而与史学名家刘恕、刘攽、范祖禹辨难商榷，攻坚扣巨，几经裁正，再定去取，组成长编。然后再由他自己就长编加以“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的艰深力作，“抉摘幽隐，校计豪厘”（《进通鉴表》）的勤密功夫，才裁成了一部天衣无缝、万古不朽的绝业。
李焘修《续通鉴长编》，远师孔子，近学司马光，所搜资料，“自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逮家记、野纪，无不递相稽审，质验异同”（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是则存之，非则去之，缺则补之，误则改之，务使众说咸会于一，而归之至当。从而也就受到了当时言必“当审而后发”（《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叶适传》），而“以人望召入朝”（《宋元学案》卷十四《水心学案·叶水心先生适》）的叶适高度评价。而谓“李氏《续通鉴》，《春秋》之后，才有此书。自史法坏，谱牒绝，百家异传与《诗》《书》《春秋》并行，而汉至五季，事多在记后。史官常狼狈收拾，仅能成篇。呜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鉴》虽幸复古，然由于千有余岁之后，追战国秦汉之前则远矣！疑词误说，流于人心久矣！方将钩索质验，贯殊析同，力诚劳而势难一矣！及公据变复之会，乘岁月之存，断自本朝，凡实录、正史、官府文书，无不是正，求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随卷较然。夫孔子之所正时月，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书具也，今唯《续通鉴》为然耳。故余谓《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信之所聚也”（《水心集》卷十二）。是李焘秉承“比事属辞，《春秋》之教”而撰《续通鉴长编》，其客观条件，又一如孔子之作《春秋》，“近而其书具”，优越于司马光修《通鉴》“事多在记后，史官常狼狈收拾，仅能成篇”了。所以朱彝尊说：“宋儒史学，以文简（李焘）为第一。盖自司马君实（司马光）、欧阳永叔（欧阳修）书成，犹有非之者，独文简免于讥驳。”（《曝书亭集》卷四十五《书李氏续通鉴长编后》）非偶然也。(www.xing528.com)
反过来，如其不明孔子《春秋》之教的“比事属辞”法则，那便是章学诚说的，即以“（韩）昌黎道德文辞，并足泰山北斗……而昌黎之于史学，实无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辞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属辞’，‘心知其意’之遗法也，……特不深于《春秋》，未优于史学耳”（《文史通义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正因为章学诚是极其推尊孔子这个“比事属辞”的撰修史书的方法的，所以他又不厌其烦地说：“韩氏道德文章不愧泰山北斗，特于史学非其所长，……史家渊源，必自《春秋》‘比事属辞’之义，韩子所不能也。”（《章氏遗书·丙辰劄记》）以故所修“《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
又，欧阳修蓄道德能文章，倡导古文运动，原是声名奔走天下的文坛领袖。然所修“《唐书》与《五代史》，其实不脱学究《春秋》与文选、史论习气，而于《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则概未有闻”。“其于史学，未可言也！”（《文史通义·与汪龙庄书评沈梅村古文》）以故《唐书》《五代史》修成，吴缜即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指出其瑕疵了。
总上看来，如其不深通《春秋》“比事属辞”的法则，那就不论文章道德高出一代的韩昌黎还是欧阳修，都是不能修好史书的，这就可见孔子实是史学的祖师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