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意在拨乱反正，道名分“以达王事”（《史记·太史公自序》），然而“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边远地区的民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日知录》卷七《管仲不死子纠》）。从而：
王夫之“生当鼎革，窃自维先世为明世臣，存亡与共”，“虽荐辟皆以死拒”。至死，且“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王而农先生事略》）这便是从他自己身上来阐扬《春秋》的大义，以为“夷狄者，义之尤严”，“《春秋》者，精义之立极者也”。（《读通鉴论》卷十四《安帝》）读圣人书，所学何事，当着异族大肆入侵，能够临难苟免，而不死节吗？正因为他拳拳服膺“尊王攘夷”之大义而弗失，因之极力推尊刘裕之北伐中原，“东灭慕容超，北灭姚泓”，乃“自刘渊称乱以来，……仅延中国生人之气者”！乃“以功力服人而移其（晋）天下”，不能“没其挞伐之功而黜之”者！（《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武帝》）甚至认为“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读通鉴论》卷十三《晋成帝》）也！王氏如此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史论，诚是有得于《春秋》，才如此精辟的。
至于两宋、有明之末，许多英勇奋发、生死不渝的民族死节之士，其悲壮淋漓、惊天动地的“攘夷”业绩，史家又得因事制宜，有的为他们作了专传，有的则列入了忠义传，务使他们的浩然正气照耀万代而不灭，只以篇幅有限，也就不在这一一细述了。(www.xing528.com)
总之，孔子“夷夏之防”的论点，在今天说来，自然是一种民族狭隘主义。然而放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要当知人论世，则那为民族死节之士的正气，又是至大至刚，岿然长存而明并日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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