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正统问题及其重要性

孔子作《春秋》以道名分，故以尊王为第一义，周虽衰微，犹是奉之以为天下的宗主。当时各国已是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自用其历。如郑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宋用殷正（以十二月为岁首），甚至犹秉周礼之鲁也都改用了夏正。但孔子却因史见意，每岁“必书春王正月”，大事阐发“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公羊传·隐公元年》疏）的政治意旨，以示周是一系相承，“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之大一统的王朝，而膺天下的正统。

清儒鲁一同（好谈经世之学的道光举人）因之说：“居得其正之谓正，相承勿绝之谓统。”（《通甫类稿·正统论》）反过来，则越礼犯分、假冒名义的，便是僭窃的伪政权。以故孔子之后，正统与僭窃，便在中国史学史上成了个极其重大的政治问题。约略言之：

班固便不满于司马迁著《史记》时将汉高祖厕于秦、项之列，而遵循孔子“显助祖宗，扬明其蹈哲之德”。既作《典引》“先扬大汉”，以汉为帝尧之后，绍继其绪，“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乃“当天之正统”。（《昭明文选》卷四十八《典引》及注）又修《世祖本纪》，于列传之外，特创载记一体，把那与刘秀争天下的群雄刘玄、刘盆子、隗嚣、公孙述等，一一列在里面。标志他们虽然曾文名号，却是僭窃分子。是后唐初官修《晋书》，又将十六国的刘元海（刘渊）等一概列入载记；清的《四库全书·史部》，更将载记这一门类，专事收罗《吴越春秋》以下偏方割据的史籍。穷根追源，不都是效法孔子之作《春秋》之尊周为天下大一统的宗主吗？

习凿齿以魏武曹操志在篡汉，便谓晋不宜上承魏统，而应越魏继汉，故作《汉晋春秋》，起于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时，以蜀为宗主，魏虽受汉禅，尚为篡逆。至文帝（司马昭）平蜀，才为汉亡而晋始兴起。（《晋书》卷八十二《习凿齿传》）

魏收修《魏书》，本是以东魏为正统，而不给西魏诸帝立纪的。然而杨坚则是上承北周帝统，北周又是承西魏帝统的。那么，推而论之，则隋便成了僭伪政权，不成其历史上的正统王朝。于是杨坚即位之初，便迫不及待地命魏澹等更修《魏书》，而以西魏为正，东魏为伪（刘攽《北魏书序》），隋便成正统的政权了。(www.xing528.com)

李渊父子灭隋而承其帝统统治全国，自是一代的统一政权。然而隋末群雄纷纷而起，建国称帝称王的，除了李渊在长安建唐，年号武德外，则尚有梁师都、王世充、刘黑闼、林士宏、李密、刘武周等，然则他们所建的政权，究竟哪个才是非法僭伪，哪个才算合法正统的呢？因此，唐修《隋书》，就得改书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为唐高祖所建立的隋恭帝义宁元年；并遥尊炀帝为太上皇，“逊位于大唐”（《隋书》卷五《恭帝纪》），李唐政权才有它的合法性而是正统的，其他梁师都等所建国号，就都属于僭伪了。

元修辽、宋、金三史，从世祖以来，便因辩论究应以谁为王统的问题，纷纷扰扰，不曾得到解决，也就无法进行。岁月悠悠，一直拖到顺帝末年，政权已是摇摇欲坠，设局通修三史，再也不容悬而不决，几经激烈争论，都总裁脱脱才断然作出“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庚申外史》卷上）的义例，辽、宋、金三史，才得修成。

自从辽、金、元贵族建立他们的政权以来，正统问题，也就越加成了辩论不休的问题。而清贵族入关统治了全国，又更激起了有民族气节之士的激烈反抗。因之清政权以为史家修史，如其不以元为正统，而“以明继宋”，便是极其“荒唐悖谬，……病狂丧心”，而“其书可焚，其版可斧”，以免流毒而“为世道人心之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别史类存目·宋史质》）并以此严厉地宣告自唐、虞、三代以来，只有我大清皇朝是得天下最正，而为天与人归的正统政权。

总之，指导中国封建史家修史的理论基础，是孔子的史学思想。自孔子作《春秋》书“王正月”的阐发“大一统”主义而以周为宗主后，历代史家诸如班固、习凿齿等等，王朝诸如隋、唐等等，莫不严重地注视着这个问题。而欧阳修、苏东坡、郑思肖、魏禧以至鲁一同，都无不鼓吹正统论，以为“取之以诈力，守之以残暴，恶在其为正统也”（《魏禧文集·正统论中》）。也就是说，只有“统天下而得其正，故系正焉；统而不得其正，犹弗统乎尔”（《欧阳永叔文集·正统辨上》）。宜乎唐代的萧颖士，早就说是“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法”（《新唐书》卷二百零二《萧颖士传》），而为后代史家的祖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