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史最初虽然已经使用文字与干支于卜辞记录或纪事：“铭者，自命也”，但他们也只是在铜器上刻下一个族徽或族名，并没意识到这就是原始的典籍，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他们终于认识到典籍的重要意义及其教训作用，并认识到自己的职责，从而发明典籍的体例，坚持立场以及“秉笔直书”的精神。例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曰：“天王狩于河阳。”我们知道，这次诸侯会盟原是晋文公召集的，周天子不得不参加，并不是什么“巡狩”，但史官从“尊王”的立场出发，却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倒好像是周天子为首召集的。又《左传·宣公二年》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这也与事实不合，因为弑晋灵公的本是赵盾之侄赵穿，但当时赵盾为正卿，是有政治责任的，故史官这样书写。赵盾虽不愿意，也只好由史官这样书写。《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曰：“齐崔杼弑其君。”太史按照事实写在史册上，崔杼便把太史杀死了，但太史的弟弟照样写于史册，崔杼把太史的弟弟又杀死了，以便改变史册上的记载，但太史的三弟仍然坚持不屈，书于史册，崔杼终于无可奈何！当时有一个南史氏听到太史二弟已死，怕无人写于史册，抱着竹简远远赶去，路上他听到太史三弟已写，才放心而回。由此可见史官的职责之重大及其“秉笔直书”、威武不屈的立场与精神。
后来封建社会史官记录的《起居注》，即使天子也无权私看，就是史官这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见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十九《天子不观起居注》）虽然他们不免囿于阶级立场和偏见，但是他们“秉笔直书”的精神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古代各国和卿大夫家都有巫史，他们小而记载世谱，大而记载国家大事。春秋以前，这些典籍正像后世的档案一样，藏于官府，所以外人很难看到，如晋韩宣子到鲁国时才见到《易》《象》与《鲁春秋》。他赞叹不已，认为“周礼尽在鲁矣”，即是一例。
楚庄王时，他使士亹傅太子葴。士亹不敢接受，去请教申叔时，申叔要他给太子葴学习《春秋》《世》《诗》《礼》《令》《语》《故志》《训典》。这些典籍可能原来也是藏于官府的档案，而其种类繁多，楚庄王却已把它拿来教育太子了。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只略见于今《春秋左传》里，以及史官的征引中。春秋末年，王子朝以周之典籍奔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史籍散失，孔子也把一些行将散失的典籍拿来教育弟子。这是古代典籍作为教学工具的开始。
春秋时期的史官常常引用夏代及其以前的上古史事来作为经验教训。如《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引用《夏训》并周太史辛甲传下来的《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取告仆夫。”夏代历史，传下来的很少。哀公元年，伍员对吴王夫差亦引用后羿的故事，无疑都来源于史官。春秋时期凡博学者如叔向、晏婴、子产和孔子都对上古史事传说神话有很丰富的知识，而且他们都把它当作经验教训。《国语·周语上》说：“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虽或有些夸张，但典籍以至歌曲都作为经验教训之用，却是可信的。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蔡墨提到上古时曾有豢龙氏、御龙氏、飂叔安、董父、帝舜、陶唐氏，少皞氏等等。这些传说，恐怕也不能完全怀疑，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其中有神话的成分。(www.xing528.com)
春秋时期，由于自然科学知识的进步、阶级斗争的发生、社会组织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人民的力量也愈来愈为史官所认识，因此他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愈来愈脱离宗教迷信的成分。“重民”思想的发生与流行就是一例。据说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他说：“国之将兴，……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国之将亡，……百姓携贰，明神不蠲……是以或见神以兴，亦或以亡。”（《国语·周语上》）这里虽然保存着许多神话的成分，但是民已为“神之主”了，重民而轻神的思想已显而易见。其后儒家孟子的“民贵”思想，董仲舒的“天人相应”学说，与史官的思想也有渊源关系。
春秋时期的史官也常常预言某国的“亡征”，有中或不中，虽然也不免宗教迷信的成分，但是也有他们预感到社会历史的变化的缘故。例如他们对鲁国的季氏、齐国的陈氏、晋国的三卿的记载往往有所偏向，这决不是偶然的。这里引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于史墨之言为例。
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古《诗》曰：“高岸为谷，相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
这“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是何等开明的思想！与史官原来“尊王”的思想相比又何等不同！时代变了，史官的思想也变了，但是真正伟大的人民史学家却只有从破落的史官家世中脱离出来的司马迁开始。
（198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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