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据此可知，殷商以后，我国已有典籍产生了。但是传说黄帝时大挠发明甲子，仓颉发明文字，而且他们都是史官。此说固不可靠，但是认为史官是甲子和文字的发明者，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必须有甲子纪时，文字纪事，这样才具备了典籍产生的条件。
殷商时已有干支和文字，这不但有文献证明，而且已有甲骨卜辞可以证明。甲骨卜辞虽然是为占卜而记录下来的，但是它有日有月有年的记载，实在已具备典籍的雏形。此外已有刻在龟甲的旁边或背面、兽骨上的纪事，但为数尚少，现在姑引卜辞如次：
壬午，王田于麦录，获商戠豸。王锡宰
寝小尾。在五月。佳王六祀。彤日。（佚存518）
癸丑卜，贞今岁受年，弘吉。在八月。佳王八祀。
癸酉卜，永贞，王旬亡畎。在六月。甲寅，酒，翌上甲。王廿祀。（前3，28，5）
丁卯，王卜贞，今因巫，九备。余其从田于多白正盂方伯炎，衣。翌曰步，亡左，自上下示，余受又。不因，告于兹大邑商。亡，在畎。王占日，弘吉。在十月，遘上甲，翌。（甲编2416）
上引卜辞有日有月有年，详细记载国王的行动——祭祀与战争，我们如果把它和《春秋经》比较，就会感到何等相似！巫史们都是善于天文历算的人，他们有很正确的日、月、年和天文现象及灾异的记载，这是我国所以很早发明“以日系月，以月系年”的编年史的原因。汲冢《竹书纪年》和1975年云梦秦简《编年史》，无疑都是出于史官的手笔。
同样的理由，我们认为铜器铭文就是《尚书》纪言体的雏形。郭沫若同志说：“传世两周彝器，其有铭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铭辞之长有几及五百字者。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周金文辞大系序》）
《尚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又“作册逸诰”。《顾命》：“命作册度。”《毕命序》：“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汉书·律历志》引《毕命丰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丰刑》。”按，作册就是内史，王国维已有考证，成为定论。因此，《洛诰》《顾命》《毕命》《丰刑》等篇确是内史逸、毕的手笔了。其余《尚书·周书》诸篇，虽然没有作册内史的名字，但是也可能出于作册内史的手笔。铜器铭文凡册命时往往内史立于王右，正是他们负责册命之证。此外，如《尚书·尧典》虽然不是史官的记录，而是战国时人所作，但是篇中讲到四中星，竺可桢根据天文推算已证明其为殷周之际的天文现象，其四方风名与甲骨卜辞的记载亦合，那么它们必定是有史官的原始记录作为根据的，或者是史官口耳相授流传下来的。
春秋时期各国都有史官，因此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史，如晋之《乘》，鲁之《春秋》，楚之《梼杌》等都是。《梼杌》的名称最怪，它可能原是一种木刻纪事，正像佧佤族解放前每年春节时老人要拿出一块刻有不同长短锯齿的木版来，向村里人宣讲自己祖先的历史故事一样。《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书，为中原诸侯国家所无；特别说左史“能读”者，可能它的文字也与中原诸侯国家的文字有所不同。
《春秋》三《传》，如果抛开经学家之间的争论，实以古文《左传》为最可靠，《公羊》《穀梁》是解释《春秋》微言大义的书。《左传》相传为左丘明所作，他是一个瞽史，古代史官中有所谓“瞽献曲”的说法，他们一面唱，一面讲说历史故事。现在我们研究春秋史，如果离开《左传》，简直茫然不解。不但这样，如今《左传》里屡见《夏训》《古志》和《虞人之箴》等，也应是史官口耳相授流传下来的，不是完全虚构。后人以《左传》“失之也诬”，喜欢“预言”，这本来就是巫史的特点，不足为怪。
《诗》本来就是歌谣，而且与乐舞配合，它可能起源于文字以前。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他的意思是周室东迁之后，王室衰微，孔子作《春秋》是为了警告“乱臣贼子”的。这个说法和我们的理解有所不同。今三百篇中以《周颂》的时代较早，《雅》《风》次之。我们认为《颂》本是宗庙里祭祀时所唱的乐歌，因此它与祝宗卜史也有关系，虽然我们现在已很难确定哪首诗就是巫史之笔了。(www.xing528.com)
《易》这部书，本来是巫史占卜的记录，其中卦爻辞和甲骨卜辞十分相似，包含的殷周之际的历史故事很多，后来哲学家利用其数象的变化以讲述哲学思想，当然那早已超出巫史的范围了。
《礼》本起源于宗教祭祀，而且最初执行祭祀及其他宗教活动的人就是巫史之流。但是春秋时“礼”已泛指一切文献和制度了。如晋韩宣子聘于鲁时，看到《易》《象》《鲁春秋》，他说“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则《易》《象》《鲁春秋》等书也可称作“礼”。又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亦以“礼”指文献制度而言。《周官》《仪礼》《礼记》，汉人合称《三礼》，它们都是战国、秦、汉间儒者编纂起来的书，当然不能视为原来巫史“相礼”之书。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古代的原始典籍就是由巫史们口传、记录和保存下来的。所谓“五经”固然不是原始典籍，但是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仍与巫史的原始典籍有关，或者仍旧保存着原始典籍的一部分。
春秋时期，史籍散失，孔子是很重视文献典籍的学者，不过他当时已经叹惜文献不足征了；他是否亲自见到甲骨卜辞还说不定。他虽然自称“不语怪力乱神”，对于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他对于文献典籍却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又说“多闻阙疑”，这样，我们相信，他决不致随便改变或删汰他所接触到的原始典籍。
就《论语》一书看来，他与《诗》的关系最为密切。他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
从以上引述看来，孔子所讲的《诗》就是今日所见到的《诗》三百篇了。孔子删《诗》之说，并不可信。但是孔子又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他也许对《诗》进行过一些音乐上的调整。与孔子先后的吴季札到鲁国时，他听到的诗歌，几乎和《诗》三百篇完全一致；春秋时卿大夫会盟引《诗》言志，也很少出于《诗》三百篇以外的。
孔子谈到“礼”的地方很多，但都是泛指，如“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不学礼，无以立”，等等，都不是指一部专门的礼的著作。孔子称《易》的地方，只《述而》篇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但是此“易”字，《古论》作“亦”，与下句连读，那么是否《易经》，就很可疑。更奇怪的是孔子在《论语》中并没有提到《春秋》。但是孟子却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从此《春秋》就变作孔子“作”的了。到汉代经学家那里，《春秋》又变作“为一王立法”，成为汉代的宪法了。这当然是不可信的。
总的来说，孔子对于保存、传播古代文献典籍方面是有很大的功绩的，我们今日决不能忘记他。有一次，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君子儒是将以“明道”的人，小人儒是指“相礼”的巫史之流，正像他斥责樊迟学稼穑为“小人”一样。因此，他虽然基本上保存了文献典籍的本来面貌，但是他在思想上确已鄙视巫史之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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