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奴隶社会——殷、西周、春秋时代，是我国史学的起源和初步发展的时代，那时的史学水平当然还很低，可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也写下了不少的历史记载，编纂了若干史书，从中积累了一定的记事和编纂的经验及方法，而且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史学也日益进步，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概括说来，约有以下数端：
其一，确定了按年、时、月、日的顺序记事的方法，出现了时间分明的编年史。
时间的顺序是历史记载的必要条件，若没有明确的时间观念，便失掉或减低了历史记载的意义和作用。在殷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里，已经有标明年、月、日的记事方法了，但那时对于时间顺序的排列还不得当，一般是以日、月在前，以年在后，如王囯维所说：“书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间记事之体，殷人卜文及庚申父丁角、戊辰彝皆然；周初之器，或先月后日，然年皆在文末，知此为殷、周间文辞通例矣。”（《观堂集林》卷一《〈洛诰〉解》）在《尚书》这一西周时代的作品里，有先日后月而最后纪年的，有只纪月、日而不纪年的，也有只纪年、只纪月或只纪日的。到了春秋时代，时间顺序的排列才完全明确，确定了按年、时、月、日记事的方法，孔子所作的《春秋》便是最好的证明。孔子的《春秋》虽是依据鲁国的历史记载写成的，但其中还采取了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的历史记载，可见那时对于时间顺序的观念已普遍进步，因而出现了时间分明的编年史。
其二，在记录史实和编纂史书时有记言、记事的分工。
《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因为那时史官所掌管的文书是把言语命令与具体事迹分别保存的，当然也就有记言、记事的区分了。但这个说法在过去以及现在都有人不同意，如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云：“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衍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章氏所谓“其职不见于《周官》”，实则左史、右史即内史、大史的异名，说已见前。所谓“其书不传于后世”，是不符合实情的，因为《尚书》和《周书》显然都是根据记言的资料来编成的，除了二书之外，各诸侯国记言的资料也是很多的，后来的《国语》《战国策》都是记言的史书，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当然，言与事是不能绝对分开的，只是如前面说过的，一种以言为主，一种以事为主而已。
其三，认识到历史记载对于了解过去、鉴往知来以及垂训鉴戒的作用，因而树立了尊重历史记载的观念。
历史记载是考察历史的根据，有了足够的、真实的记载，才能为后世提供可靠的资料，使人清楚地、正确地了解过去发生的事迹。在奴隶社会时代，已经认识到这种重要性，如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这几句话很明确地表露出对于历史记载的重视，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历史记载便不能得到足够的历史知识。对于历史记载所起的鉴往知来的作用，孔子也意识到了，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历史记载不但传播了历史事实，而且还起着垂训鉴戒的作用。在奴隶社会里，统治阶级的史官便利用历史记载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如《左传·宣公二年》所述晋国的一段故事：
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赦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晋国史官的记载，其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如孔子所称赞的“书法不隐”，而在于政治上的垂训鉴戒作用；而赵宣子之所以能够“为法受恶”，也是由于觉察到自己的政治责任。从此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历史记载的重视。
在奴隶社会里，记载史事的权力是掌握在史官手里，而史官记事除了秉承国王或诸侯的意旨外，还时常受到有政治势力的奴隶主贵族的干涉。为了他们的统治利益，往往故意歪曲或抹杀历史事实。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历史记载的重大意义，即使统治阶级的人，也感觉历史记载在某些地方必须符合事实，才能有利于他们的政治，起到垂训鉴戒的作用。为了这个目的，有的史官也能抱着忠实的态度，记录历史的真相。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述齐国的一段故事：(www.xing528.com)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这种“据事直书，不畏强御”的精神，受到后世的称赞。推其原因，还是由于在思想上认识到历史记载的重要意义与作用，才能有“冒死以赴”的行动。
其四，史学由官府独占之下，逐渐推广到为统治阶级的一般知识分子所掌握。
在奴隶社会，不仅殷、周的王室有史官，连周朝的各诸侯国也都设置史官，足见史学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及其密切关系，而且殷和西周的史学完全控制在史官手里，由官府独占。到了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学术文化的传布，除了史官而外，统治阶级的一般知识分子也能看到历史记载，获得历史知识，并能利用史官所记的资料以从事史书的编纂了。孔子的编《尚书》与作《春秋》，便是这种发展在奴隶社会时代最显著的表现。
孔子不是史官，可是他不仅以史学来教育他的学生，还到处向人介绍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中庸》里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说：“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可见他是阅读过历代史官的记载的。既然孔子那时候史学已经公开，足证在他以前史学已由官史独占的情况逐渐改变；经过孔子编《尚书》、作《春秋》之后，史学的传布益广，而这就更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天津日报》1961年12月6日第4版）
（1963年4月）
[1]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北京：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51页。
[2]见张西堂《尚书引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0—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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