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简单记事的缺点及孔子的《春秋》写作目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奴隶社会有许多称为《春秋》的史书，但是，得以流传到现在的，却只有一部了。

流传到现在的这一部《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记载并参考其他的史料而写成的一部编年史，包括自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的事迹，其内容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也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录，至于有关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记载就很少了。

《春秋》的一个最显著的优点是有明确的时间顺序，一般的记事都具备年、时、月、日，日子不明的则有年、时、月，至少也有年和时。随便选几个例子，如：“隐公六年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庄公十有六年夏，宋人、齐人、卫人伐郑。”即使没有事迹可记的时候，也标出年、时、月，如“僖公二十有四年秋七月”。可《春秋》不愧是一部认真“编年”的史书，所以《史记·三代世表》说：“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

然而，《春秋》也有很显著的缺点，就是记事太简单。每条的文字很少，最少的仅有一个字，如“雨”（僖公三年夏六月）、“螽”（宣公六年秋八月）等；也有二三个字的，如“城郓”（成公四年冬）、“宋灾”（襄公九年春）、“狄伐晋”（僖公八年夏）、“公如齐”（宣公五年春）等；一般不过十个字左右，最多的也只有四十五字，如“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定公四年春三月）。这样的记载就不能说明历史现象的原因、经过和结果，不能给人以具体的历史知识，所以后人对此很不满意，有讥为“断烂朝报”的，有认为是“记账式”的历史，有认为只是写下了一些“标题”。但由此也可看出那时还在史学发展的低级阶段，不能对历史现象做较详细而完整的记述。

孔子作《春秋》，据说是有其积极的政治目的和远大的社会理想的，甚至连他记事那样简略也有特殊的意义。《孟子·滕文公下》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史记·孔子世家》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www.xing528.com)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如此说来，孔于所作的《春秋》就不是一般的历史书，而真是如后来统治阶级所尊奉的可以指导政治的经典；并且如孟子所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已经起到巨大的政治作用了。但是，《春秋》的记载是那样简单，一部包括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的著作，总共才有一万八千多字；在叙述历史事件的时候，只有标题而无详细的内容，是否能够起到实际的政治作用呢？所谓“一字之褒贬”就能使“乱臣贼子惧”吗？这显然是后人对孔子的夸张之辞，借以发挥封建的政治思想，而且封建时代的历史家已把这个道理给揭露了，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总叙》云：“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实际上，孔子不过是整理鲁国的历史记载，编写成为一部简明的史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而已，并非像孟子以来所宣传鼓吹的那样的雄心大志，这部书本身更没有起过“使乱臣贼子惧”的作用。

当然，孔子并不是也不可能单纯地、客观地记述史事，而是有其明显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点的，所谓“据鲁、亲周、故殷”，就是借鲁国的历史记载，以尊奉和维护周朝王室的统治，表明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传统。但这也不完全是孔子的创作，而是继承了过去鲁国史官的一贯的立场和观点，再通过对历史记载的整理和改写，做更进一步的表达和阐明而已。

孔子不是史官，但由于他在当时统治阶级中有一定的地位，尤其是在教育、文化方面有重大的影响，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官府有较密切的往来，所以能够得到鲁国以至周王室的历史记载，加以编纂改写，成为一部私人的著作，也是我国最早的私人写成的历史著作。

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前551），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是处于我国奴隶社会末期的伟大的学者，在我国学术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就史学史来说，他首先以私人的资格写成了一部简明的编年史，是我国最早的一位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