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中国最古史书，《史学史研究》文选上卷

《周书》也是现存最古的史书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周书》七十一篇。班固原注云：“周史记”；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后世也称为《逸周书》或《汲冢周书》。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序》云：“《周书》称逸，昉《说文》；系之汲冢，自《隋书·经籍志》。”其实，《周书》并不能认为如刘向所说的“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不应称为“逸”书；而且也不是自西晋武帝时在汲郡魏冢中的竹书出土后才被发现的，不应称为“汲冢”书，仍以称为《周书》为宜。

《周书》是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其内容包括西周至春秋间六百年左右的事迹。《史通·六家》云：“《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此书在晋代尚为全本，有五经博士孔晁为之作注，然其后即逐渐散佚，到了唐初颜师古作《汉书注》时说：“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是后又亡佚三篇，仅余四十二篇。但是，流传到现在的《周书》却有六十篇（包括《序》一篇），这是什么缘故呢？据朱希祖著《汲冢书考·汲冢书篇目考》云：“晋时《周书》，盖有二本：一为汉以来所传今隶本，一为汲冢所出古文本，当无疑义。《隋书·经籍志》仅载《汲冢周书》十卷，不载孔晁注本；《唐书·经籍志》仅载孔晁注《周书》八卷，不载《汲冢周书》十卷，盖皆互有遗漏。惟《唐书·艺文志》既载《汲冢周书》十卷，又载孔晁注《周书》八卷，盖汲冢十卷为无注本，孔晁注本唐时已有阙篇，故并载焉。颜师古《汉书·艺文志》《周书》注云‘今存者四十五篇’，盖指孔晁注本言也。刘知幾《史通·六家篇》云‘又有《周书》者，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不言有阙，盖所见为汲冢十卷本。是唐时尚二本并传也。汲冢本无注而有十卷，孔晁本有注卷数反少，而仅有八卷，知八卷本即师古所见之孔注四十五篇也。师古以后，孔注又亡三篇。自宋以来，盖以汲冢本补孔晁注本，而去其重复，故孔注仅有四十二篇，而无注者十七篇，及序一篇，合成今本六十篇。”关于《周书》的流传问题颇为复杂，过去学者曾有许多不同意见，本文不能详述，朱氏的说法虽然未必完全符实，但大体明通，可以解释今本六十篇的来历了。

至于《周书》的著作时代，历代学者也多有疑问。如上引《史通·六家》即以其中有“后之好事者所增益”，后来又有不少人认为是战国甚至秦汉以后所作。根据现存的内容看来，其中虽有战国以后的手笔，但基本上是春秋时代的著作。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书载有太子晋事，则当成于灵王以后。所云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计东伐，俘馘殷遗，暴殄原兽，辇括宝玉，动至亿万，三发下车，悬纣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无之事。陈振孙以为战国后人所为，似非无见。然《左传》别引《周志》‘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又引《书》‘慎始而敬终，终乃不困’。又引《书》‘居安思危’。又称‘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书》中，则春秋时已有之，特战国以后又辗转附益，故其言驳杂耳。究厥本始，终为三代之遗文，不可废也。”这段结论大体上是对的。但其中所说的“皆古人必无之事”，我们现在倒认为是必有的事。因为封建时代的历史家总是把周武王和周公美化为仁义备至的圣人，根本不承认他们会有残暴的行为；实际上，周武王和周公都是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大奴隶主统治者，其野蛮残暴的程度一定更甚于后来的封建帝王，《周书》中的记述正符合当时的事实。过去学者认为“夸诞不雅驯”而指为伪的，今日看来反而是真。(www.xing528.com)

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序》中肯定《周书》是春秋时代以前的著作，他说：“愚观此书虽未必果出文、武、周、召之手，要亦非战国、秦、汉人所能委托。何者？庄生有言，圣人之法‘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周室之初，箕子陈畴，周官分职，皆以数纪，大至与此书相似，其证一也。《克殷篇》所叙，非亲见者不能；《商誓》《度邑》《皇门》《芮良夫》诸篇，大似《今文尚书》，非伪古文所能仿佛，其证二也。称引是书者，荀息、狼瞫、魏绛，皆在孔子前，其证三也。”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追论及补遗》中也确认《周书》的《世俘》《克殷》《商誓》诸篇为西周初年的文字，尤其是《世俘》篇，“除文字体例当属于周初以外，其中所纪社会情形与习尚多与卜辞及古金中所载者相合”。足见《周书》实为现存最古的史书之一，与《尚书》有同等的价值，我们不能因为其中有后人羼入了一部分文字而否定全书的著作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