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这本书，著者、年代不可考。现在看，大约是战国前期的东西。里面收录了各国记载的原始材料。看来编者是加了工的，记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各国历史。周是第一位，鲁是第二位，楚、吴、越在最后，还按周和诸侯的关系安排了次序，而且诸夏在前，蛮夷在后。这个次序可以说是战国初期的看法，到了战国中期、后期就改变了。
《国语》的编排反映了孔子一派的思想。它有好多特点。战国以前，各国有各国的历史，如《春秋》是《鲁春秋》。《国语》就不同了，把好几国的历史整理后合在一起，是各国国史的复合。在古代历史编纂上也有特点，它注意了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如第一部分是《周语》，最初记周厉王不准大家议论；然后记国人攻击厉王；再记周宣王不得人心；最后记周幽王逐步灭亡。这样，就把西周晚年的逐步变化的历史记载下来了。又如晋国的事。记了晋文公称霸以后，加了一句“于是乎遂霸”，就把晋发展后的地位点出来了。以后记晋悼公事，又加了一句：“于是乎始复霸。”在记晋平公时，说“诸侯叛晋”，就把晋国在当时政治局势中的地位反映出来了。作者对历史发展有一套看法，历史观点比较明确。《国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用概括性的语言表示历史发展的情况。如讲郑国事时，《郑语》末仅用六十九个字；讲齐国事，《齐语》末用三百六十九个字，对将来的形势做了概括的论述，使我们一目了然。
细看《国语》，可以看到表达历史的细致。粗看是不行的。如春秋时期政治斗争中，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亲亲”还是“尊贤”。“亲亲”是重用贵族，贵族中可能有好的，但腐败的很多。“尊贤”是不管他的身份，不顾地位高低，只要有才能、有本事就用。“亲亲”和“尊贤”的斗争在春秋时已经开始，到战国时更加激烈。《国语》记的细致。记晋文公用人是“先旧族而后贤材”，贤才的地位较低。当时用了十一家旧族，都是靠近公室的，旁的不是贵族的贤才也起用了，但比较次要。后来又记晋悼公时，用人“选贤良，兴旧族”。贤良放在第一位，而且贤良多，需要“选”。旧族已经没落，所以才要“兴”。反映了用人问题在春秋时期的发展。
对春秋时期的历史的发展，《国语》的态度比孔子进步。对社会变化持肯定的态度，不像孔子的怀古幽情。当然，《国语》对周礼不能说没有一点感情，但对齐桓、晋文更要好些。总的看，全书新东西多，旧东西少。在内容上、编纂形式上和材料事实上，都比《春秋》进步。但年月顺序、前后连贯不如《春秋》。
与《春秋》写作时代差不多同时，或稍后一点，是《左传》。《左传》篇幅比《国语》多，记事比《国语》详细而连贯。过去一般的说法是，《左传》是解释《春秋》的。现在看，这个说法不对。《春秋》主要记鲁国。《左传》主要记晋国，鲁事楚事次之，郑事齐事又次之，卫、宋、周、吴、秦、越、陈各国更次之。另一个传统说法是，左丘明先编《国语》，把编剩下来的材料作了《左传》。顾炎武反对这一说，他认为“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这一论断大致是可信的，比较能反映实际情况。《左传》成书，可以初步定为在战国早期，后人又有所增加。现在见到的《左传》，是经杜预按《春秋》编年重新编排的。《左传》并非为《春秋》而作。把《左传》看作是《春秋》的注释是不对的。书中解经的话不多，并且跟其他部分不相联属，可能系后来经师们加上去的。书原来的形式也不一定完全是编年体，其中包含有传记和纪事本末体。如晋文公流亡在外差不多二十年，《左传》把它集中写在一起，很详细，带有传记形式，也有纪事本末的形式。
从历史观点看，《左传》很有些进步的东西。书中流露出作者对政治方面的思想感情。他对旧秩序的破坏没有什么惋惜，反而认为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左传》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作者对齐国新兴士族田氏表示同情，对鲁国权门季氏也寄予同情。这说明作者对统治者内部新兴势力是同情的，与孔子不一样。这是否可以说，反映作者具有历史进化思想？他没有明白地说出来。
《左传》的最大成就在历史文学方面。它善于记述战争，善于捕捉每次战争的性质、敌对双方的特点，从而生动地写出战争的全貌。《左传》对春秋时期的战役都记的相当好。它选的都是关系当时政局变化的战争，如齐晋鞍之战、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邳之战、晋楚鄢陵之战、吴楚柏举之战。写的不只是战场，而且写战争思想，把战争跟政治联系起来，注意战略思想的记载和战略思想对战役的指导作用。写战争过程也很生动引人，可见他懂军事。这样写战争是中国史学很宝贵的传统。
《左传》又善于写历史人物，善于写出“行人”（即外交官）的讲话，特别是小国对大国、人强我弱的形势下，能够讲出有礼貌、有分量、委婉而能折服对方的辞令。
《左传》在历史文学上的成就，成为以后史学家和文学家学习的典范。而史学和文学的密切联系，也是《左传》所创始的中国历史著作上的一个传统。
《左传》对人和神的关系看法混乱，它一方面记载了怀疑鬼神和无神论的言论，甚而揭露宗教职业者可以接受贿赂而编造谎话，但另一方面又详细记载了卜筮、星占、望气、梦兆等之预断人间祸福，几乎无不征验。对于它所拥护的新兴统治阶级，如田齐和三晋的韩，也为它们的建国披上了神秘的外衣，竟然说在建国的二百几十年以前，就已经有预兆了。这种看法不统一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左传》不是成于一人之手。(www.xing528.com)
从史书编纂的成熟程度上看，《左传》要比《国语》进步多了。
除了以上问题以外，还有几种史书要说明。
《竹书纪年》是晋代发掘的，残缺不全。
《世本》也没有了，从残存的东西看来，内容很多，记载了从黄帝到春秋期间的事。其中有王、侯、大夫谱，有氏姓，有居，有作。从编纂学看来，里面的“谱”“表”对后代影响大，“居”“作”是后来的“志”的开端。
《战国策》是汉初编定的，但其中作品是战国的东西。写的战国后期游说之士讲的话，能以鲜明的形象、酣畅淋漓的陈述，描绘当时的利害形势，说得情理并茂，打动人心。在史事的叙述和人物的刻画上，也有独到之处。如写苏秦游说失败后的狼狈相和一家人是如何对待他。后来游说成功了，路过洛阳，一家人又是如何对待他。刻画苏秦形象及其一家人的势利眼，非常成功。但作者没有讽刺意味，却是欣赏态度，可见作者也不能有什么比这些人物还要高明的思想。《战国策》记载了说士为了富贵胡说八道，文章写的生动，但史料不可靠，好多是夸大其词。
综合上述，可以看到，从把历史当作神创造的，到把它看成人创造的，以后又发展到《春秋》《左传》成书，还没有系统完整的史学著作。中国的史学并没有成人，只是处在童年时期。但是在思想上为新史学著作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这是不可忽视的。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活跃，各派思想家都要用历史事实来说服对方。如《韩非子》《墨子》《吕氏春秋》，大量引用历史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论点，这是历史知识在政治上的运用。其次，战国末期，人们有了对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看法。如《韩非子·五蠹》把历史分成上古、中古、近古各段，并写出各段特点，形成历史不断进步的观点。这是战国末期社会重大变化的产物。旧的东西在失散，新的东西在为自己开辟道路。韩非作为先秦最后一个进步思想家，他的对人类进步发展变化的看法，对以后出现的新史学著作有很好的影响。第三，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人们认识到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思想，都各有特点。主要代表作是《庄子·天下》。这是一篇学术史，或叫学术思想史。他把战国以前的学术史分为三个阶段讲发展。荀子的《非十二子》对当时的各个学派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韩非子·显学》就儒墨及其流派的某些论点进行了辨诘。这是三篇有代表意义的综合性的学术批判著作，同时也是学术史论的最早形式，在中国史学上有它的特殊意义。人从童年会慢慢变为成年。史学漫长的童年时期在史学各方面的进展，已在历史理论上、历史材料上、历史编纂法和历史文学上，为即将到来的相当完整规模的历史著作准备了必要条件，从而结束了中国史学的创始时期，迎接中国史学史上新的时代的到来。
——1978年12月23日在北京六所高校历史系联合学术讲座上的讲话
陈其泰、赖长扬记录，王酉梅整理
（197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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