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道德素养》解读

蔡元培学贯中西，他不仅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较早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伦理道德思想进行深入比较研究的学者，而且是较早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公民道德”观念的思想家。他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中国伦理学史》，首次翻译了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在自己的大量著述中，多次阐述了自己的“公民道德”思想。蔡元培先生的“公民道德”观十分丰富，其中最有价值、也最有影响的是他的“公民道德纲令”和“劳工神圣”思想。

1.“公民道德纲领”——“自由、平等、博爱”

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之后，民国共和建设面临百废待兴的重大任务。蔡元培认为，要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道德要批判封建主义旧道德，吸取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发扬民主主义新道德，培养民众具有“公民道德”。他说：“且今专制推翻”民国成立，凡百设施，首重培养固有道德，振兴民族精神。”（《整理国乐案》）蔡元培认为，培养民众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公民道德”，不仅是“振兴民族精神”所必需，而且是走“强兵富国”道路的国民精神保障。如果没有新的“公民道德”，“振兴民族”、“强兵富国”只是一种空话。他尖锐地指出：“顾兵可强也，然或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则奈何？国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则奈何？曰教之以公民道德。”（《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就是说，只有提倡“公民道德”，才能教导人们克服“为私斗”、“为侵略”的痼疾，防止“知欺愚”、“强欺弱”的人际关系恶习，避免社会“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的惨剧，造就新的道德关系。

什么是“公民道德”？蔡元培认为，“公民道德”的“要旨”或“纲领”，就是西方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亲爱”）。他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同上）

蔡元培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立场出发，“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他把“自由”比附于中国儒家的“义”。他说：“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他把“平等”比附于中国儒家的“恕”。他说：“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毋加诸人。礼大学记曰，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平等之谓也。古者盖之恕。”（同上）他把“亲爱”（“博爱”）比附于中国儒家的“仁”。他说：“孟子曰，鳏寡孤独，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张子曰，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已饥之，伊尹思天下之人，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纳之沟中。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仁。”（同上）

在这里，蔡元培把“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作为“公民道德的纲领”，并从继承我国优秀道德传统的观点出发，创造性地把“自由”看作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义”；把“平等”看作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把“博爱”看作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以谋取“最大多数之最大是幸福为鹄的”，“进而达礼运之所为大道为公，社会主义家所谓未来之黄金时代，人各尽其所能，而各得其所需要”（同上）的社会理想。尽管蔡元培的简单比附有着某些缺陷，“自由”、“平等”、“博爱”与中国儒家的“义”、“恕”、“仁”的思想实质与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但他把中国传统道德的合理因素充实到公民道德纲领之中，并作了合乎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思想解释，从而使本文资产阶级的道德精神中国化，在中国传统的道德心理中找到适当的思想伸张点，十分有利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特征的“公民道德”的传播。

应当看到，蔡元培明确地把“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作为“公民道德纲领”，在当时有着重要的反封建主义的进步意义。封建专制主义的最大特点是扼煞人民群众的个性自由、人格尊严、人的价值，不把人当人。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民众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的对象，维护封建特权的工具。封建主义的人伦道德关系，严重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全社会的文明进步。蔡元培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伦理旗帜，把它们作为“公民道德”的核心道德观念，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代表人类文明进步思潮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在中国的传播。这对于中国人民摆脱封建主义旧道德，建设民主主义的新道德，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当然，蔡元培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进步思想家，不可能摆脱其历史的局限。他力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之上，依靠体现“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公民道德”来谋求“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在实践中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但是，他提出的公民道德纲领，表现了我国新兴资产阶级对于新型道德人格的追求，在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了道德启蒙作用。(www.xing528.com)

2.“劳工神圣”说

蔡元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进步思想家，始终不渝地追随世界历史潮流的进步。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德国而宣告结束，蔡元培的民主主义道德思想为之大受鼓舞。他认为，这必然使今后“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黑暗的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黑暗与光明的消长》）。他认为，互助、正义、平等、大同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大趋势。“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到这个世界之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蔡元培从当时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直接加入协约国的英勇战斗，为中国赢得参战国的胜利的事实中，他进一步看到了广大劳动者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促进作用和崇高价值。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题为《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说中，他喊出了“劳工神圣”的重要道德口号，举起了“劳工神圣”的崭新道德旗帜。

什么是“劳工”？蔡元培指出：“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是用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劳工神圣》）他把“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称之为“劳工”。“劳工”既包括体力劳动者，又包括脑力劳动者，是十分有见地的。蔡元培疾呼：“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同上）他把千百年来受尽剥削、压迫、欺陵，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劳动人民，提高到社会主体的神圣地位，呼吁人们“认识劳工的价值”，把劳动者作为社会的主人，显示了全新的道德价值观。

在蔡元培看来，惟有用自己的劳力来作出有益于他人的社会的劳工才是神圣的、光荣的，只有神圣的劳工才是社会的建设者和创造者。他愤怒抨击那些不劳而获的纨绔子弟。卖国求荣的官僚、祸国殃民的军阀、巧取豪夺的奸商、营私舞弊的政客等社会寄生虫的腐朽生活。他说：“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家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同上）蔡元培以挚爱劳动、敬重劳动者的新型道德价值观，号召人们认识劳工的价值，提倡“劳工神圣”，是对剥削阶级好逸恶劳、贪图私欲、损人利己旧道德的最有力的批判。

蔡元培认为，“劳工神圣”的道德观念，应当是新生活观的重要内容。他说：“要是有一个人肯日日作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人；有一个团体里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团体；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学，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我的新生活观》）他认为，在新生活的世界里，应是人人“养成劳动习惯”，消除一切“不劳而获之机会”，并且“使劳心者亦出其力以分工农之劳；于是劳力者得减少其工作之时间，而亦有劳心之机会。关于生产之农工业，人人皆须致力；关于科学美术之文化，亦人人皆是领略”（《<大学院公报>发刊词》）。“劳工神圣”思想是蔡元培民主主义道德理想的集中体现。在我国现代革命斗争中，“劳工神圣”成为广大工农群众奋起反抗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压迫，重视自身的价值，争取自身解放的重要战斗口号，对我国人民的道德进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