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素养：董仲舒的以教为本思想

董仲舒作为一个自觉维护封建“大一统”的思想家，总结秦二世而亡的经验，特别强调“德治”、“教化”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奉劝封建统治者应“任德不任刑”，治理国家“以教为本”。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至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精华》）因此，他指出：“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为人者天》）他强调治国安民必须把道德教化放在首位。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保位权》》

董仲舒的道德教化思想的特点，在于他指出了“为教化立论的人性论”^[6]——“性三品”说和“成性”、“防欲”的道德教育功用论。

1.“性三品”说

董仲舒赋予封建伦理纲常以神圣的绝对权威。为了论证这些封建伦理纲常经过教化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他在吸取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学人性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论学说。他认为，普通人的“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心理资质。他说“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深察名号》）因为“天人合类”，人“生之自然之资”的性，如天有阴阳，也有“仁”与“贪”两个方面。他说：“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同上）就是说，在人性中既有“贪”即为恶的资质，也有“仁”即为善的资质。董仲舒认为，由于人有“贪”的自然资质使后天的道德教化与引导成为必要；由于人有“仁”的自然资质，使后天的道德教化与引导成为可能。同时，他指出，人性具有善质，并非“性固已善”，只是“待觉教之然后善”（同上）。就是说，人性具有“善质”，只是为善提供了心理基础和可能性，只有通过启发教养才能完成“善”的品德。他生动地比喻道。（同上）“善，教诲之所然也。”（《实性》）

然而，董仲舒认为，具有这种“待教而善”的“善质”的人性，并非人人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而是“中人之性”（或“万民之性”）即普遍人的人性。他从封建等级观念出发，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第，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圣人之性”是不教而善，而“斗筲之性”则是虽教而不善。他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后能为雏；茧待缲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为后能为善。”（《实性》）董仲舒认为，生来就是“人道之善”的“圣人之性”和天生“善质”甚少的“斗筲之性”的人都是极少数人；极大多数的人，万民百姓都具有教而善的“中人之性。”他的“性三品”说为统治者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提供了理论根据。(www.xing528.com)

2.“成性”、“防欲”论

如上所述，董仲舒认为，道德教化之所以可能和必要，是因为普通百姓“两有贪仁之性”。有“善质”，可以教而为善，即所谓“成性”；有贪欲，则需要教民节制，即所谓“防欲”。他指出“成性”、“防欲”是“教化”的两大功能。“成性”（“农民之性”），即培养人民的“善性”。他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深察名号》）就是说，民众百姓有善质但不能自然形成善之性，就需要随受天意的已形成善性的统治者来教化成善之性，就需要随天意的已形成善性的统治者来教化成善性。民众百姓尽管已具备了为善的心理机智和可能，但并没有在社会实践培养善性的能力，需要“待外教然后能善”。在董仲舒看来，“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为人者天》）君受“天意”，民需君王“教化”。君为民心，人民群众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意志，一切听凭君王“教化”。

“防欲”，即“提坊”民众百姓的从利之欲。董仲舒认为，民众百姓自然资质中有“贪”性。由于从利嗜欲无限社会财富已不能足，必然导致奸邪并出，“大乱人伦”，唯有通过教化防民之欲。他指出：“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胡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举良贤对策》）在这里，他充分强调了道德“教化”，重视学校道德教育对于培养人民群众的仁义道德，自觉“提防”利欲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了道德教育具有培养人的美德，使民众自觉节制利欲，有利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重大社会功能，“德教”能起到“刑罚”所不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董仲舒关于道德教化，“成性”、“防欲”功能的思想，是直接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他夸大了统治者个人的作用，抹煞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道德进取的自觉能动性，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但是，他也揭示了人可以通过教化养成善性，道德观念可以成为人们节制利欲的自觉精神“提防”的有某些合理性的见解，对于道德教化社会功能的认识，比前人更深入了一步，对于后人认识道德与道德教育的客观社会作用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