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茶道中，儒家也提倡以茶行道，以茶的品性比喻人的品格，以茶德比喻人的品德。[31]“比德”一词出于《礼记·玉藻》：“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32]又《礼记·聘义》载：“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䃉之多与？’孔子曰：‘非为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33]即君子贵玉而轻贱似玉的美石，是因为玉外在的形体与内在的精神更加符合儒家的道德思想，如玉温润有光泽，就是仁；坚实有花纹，就是智；沉重欲坠，就是礼；玉的精神于山川体验出来，便是地等等，玉在此处是君子人格的象征。
此外还有将水、莲花等的自然属性赋予美好的道德属性，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水则源泉混混沄沄，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后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间，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因于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之谓也。”[34]又《爱莲说》载：“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35]
其实在《诗经》中就有着类似于儒家“比德”的“比兴”诗歌创作方式，如：“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36]比喻劳动人民之美如花似玉一般。“比德”关注的是个人的道德品格，代表了当时人们道德意识的自觉，作用于个体道德品格的养成并对其作出相应的评价，促进其良好德行的塑造。所以“比德”在开始时尚未存在于审美视域之中，而是作为一种伦理观念和道德的建构，它是先秦中华德性意识自觉的具体表现。[37]薛富兴指出：“‘德’在先秦主要经典出现的次数为：《左传》332，《管子》251，《庄子》206，《礼记》179，《荀子》109，《韩非子》86，《论语》40，《孟子》38，《老子》通行本37，《墨子》36，《大学》《中庸》31，《周礼》27，可见这是一个高频词。它似乎说明道德德性在时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及德性意识的自觉程度。虽然其中有道家以‘德’为最理想、纯粹、完善的原初自然之性，即所谓‘玄德’、‘上德’（老子）或‘全德’（庄子），所谓‘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但整体而言，‘德’似应为儒家自我琢磨的文化、道德德性的建构为主导内涵。”[38](www.xing528.com)
在中国茶道中，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通过“以茶比德”的方式得以展开，中国茶道中注入了儒家思想，儒家的比德说也同样被应用在中国茶道中，如唐刘贞德在《茶十德》中指出茶有十种德性：“一、以茶散郁气；二、以茶驱睡气；三、以茶养生气；四、以茶驱病气；五、以茶树礼仁；六、以茶表敬意；七、以茶尝滋味；八、以茶养身体；九、以茶可行道；十、以茶可雅志。”[39]在茶事活动中，儒家茶人认为茶德与个体的道德修养有着紧密的关系，并且以茶性比附人的道德品行，在茶事活动中可促使儒家所追求的君子人格的形成，即可陶冶情操、提升道德修养与完善其人格，中国茶道中的儒家思想对个体人格的自我完善主要是通过“以茶比德”的思想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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