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名义账户制对延迟退休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改革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末，瑞典开始了由现收现付制向名义账户制的改革，由于制度转轨的成本较低，可行性较强，所以名义账户制开始受到了很多国家的关注，并引起了新一轮的改革潮流。

国际劳工组织的专家 Cichon（1999）指出名义账户制下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依然来自当期在职职工的缴费，在本质上与现收现付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名义账户的存在可以将个人缴费额和日后的养老金待遇紧密联系起来，可以弥补传统现收现付制的固有缺陷，大大提高参保人的缴费积极性。Holzman（2000）、Holzman 和 Stiglitz（2001）等世界银行专家开始推广瑞典的名义账户制。

在这个背景下，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名义账户制，由于名义账户制下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可以将现有的个人账户与将来基金积累制的个人账户顺利衔接，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操作性，所以学者们主张在中国养老保险改革中引入名义账户制。

郑秉文（2003a）首先从名义账户制的制度渊源和理论基础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论证，又从规范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名义账户制在欧盟国家的适应性（2003b），并进一步结合名义账户制的利与弊分析了其对中国改革的启示（2003c），然后从13个方面分析了名义账户制对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认为在对可塑性较强的名义账户制进行适当变形和改造之后，可以成为一个供中国改革选择的过渡性制度安排（2003d）。部分积累制在问题与争议声中发展了十几年后，中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要求逐渐明确，郑秉文（2015）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改革方向的形势下，进一步详细分析了名义账户制在我国实施的几种不同假设方案，并分别进行了精准测算，最终提出了名义账户制与扩大账户比例同时进行的改革方案。(www.xing528.com)

郑伟（2010）从基金积累度、缴费收益模式、精算相关度三个维度将养老保险模式划分为现收现付制、个账积累制、总账积累制和名义账户制四种，并从财务稳定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转轨成本、对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监管成本等角度对这四种模式进行了优劣势比较。结合目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种种问题和改革面临的困境，着重分析了名义账户制在中国养老保险改革中的可能贡献，并从技术和监管的角度讨论了将面临的挑战。

龙朝阳、申曙光（2011）认为养老金制度向基金制转轨会产生挤出效应、市场扭曲与逆向收入再分配等大量的负面作用，会使国家在财政政策运用上陷入被动的局面，并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结合中国国情应该建立非缴费型国民基础养老金与缴费型名义账户制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张琴（2013）分析了我国社保“空账”的形成原因，总结了欧亚六国名义账户制的实践和特点，认为人口老龄化使得基金积累制度相比现收现付制度并不存在很大优势，我国目前的经济和人口发展情况可以支撑现收现付制的良好运行，并且名义账户制可以帮助解决目前社会养老保险出现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