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ldstein（1999）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在个人账户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投资收益率的基础上，实现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的转轨。二是在制度转轨时可以“把一些国有资产、土地或房屋用更有效的方式实行私有化，然后将证券给予现在的雇主、雇员或者承担政府未来责任的养老机构，那么就可以大大提高国民收入”。三是将养老金领取人区别对待，对养老金待遇较低者可以实行定额给付养老金。
郭树清（2002）认为部分积累制是一种“双轨制”运行，管理成本较高，并且统筹账户的缴费与养老金待遇脱节，难以调动缴费人员的积极性，所以支持建立基金积累制。
高建伟、邱苑华（2002）通过精算模型模拟了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证明若养老金平均替代率逐渐提高，赡养比逐渐提高，要维持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就必须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若养老金平均替代率逐渐降低，养老保险将不能起到社会保障的作用。所以当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时，只能通过提高缴费率来保证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否则可能会引发养老金的支付危机。
蔡昉、孟昕（2004）从我国现有制度管理能力角度考虑认为，我国目前不具备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难以支撑现有退休人员，我国税收、缴费体系效率较低，养老保险难以足额收取，当前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效率较低，难以保证养老基金正确地投资并保值增值，所以我国目前不适合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需要向基金积累制方向改革。(www.xing528.com)
彭浩然（2007）运用世代交叠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了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与生育率、储蓄率、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模型分析和对中国31个地区的数据的经验分析同时指出，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会降低居民储蓄率并且不利于经济增长。文章建议可以利用制度外资金来解决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转轨成本问题，同时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将有助于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从而对经济增长有利。
李时宇（2010）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的各种弊端逐渐暴露，但是转轨也将带来养老金隐性债务。现收现付制转型为基金积累制并不能产生任何收益，两个养老保险制度是等价的。但是通过Matlab软件进行模拟的结果显示，转轨会造成最初几代人消费水平下降，但使后面每代人消费水平上升。在综合考虑各代人因转轨带来的收益和损失贴现值的前提下，转轨有利于整个社会收益的提高。
林山君（2015）以人口老龄化为背景，从现收现付制的经济效应角度研究了其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并因此增大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本书的分析结论从经济增长角度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的转变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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