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现收现付制体制是否应该转轨的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反对转轨的观点。
Verbon（1988）证明，由现收现付制转为基金积累制，其转制成本就一定会损害某代人的利益；反之，如果从基金积累制彻底转向现收现付制，则不会损害任何一代人的利益，并且还能带给某代人一定利益。
Aiyagari（1994），Diamond（1998），Orszag和Stiglitz（1999）认为基金积累制未必能够增加总储蓄水平并推动经济增长，因为这需要满足一定的必要条件。并且考虑到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和资本市场不完善等因素，即使基金积累制能提高总储蓄水平，其积累账户也会存在投资风险。转轨过程中的巨额成本会降低转轨一代和其后若干代人的福利状况，并且带来收入分配不公平情况加剧、风险分担功能不足等新问题。所以不应该从根本上否定现收现付制，因为通过适当提高退休年龄、降低养老金替代率等政策调整可以妥善解决其风险问题。(www.xing528.com)
Breyer和Brunner从税收形式和帕累托效率的角度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Breyer（1989）用一个简单的OLG模型推出结论：不管在开放经济还是封闭经济中，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不可能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因此对转轨的评价一定要考虑代际间的分配公平性问题，而不应该仅考虑效率。
Breyer和Straub（1993）认为立即废除现收现付制必定会使转轨时期退休的一代人利益受损，实施定量税或建立精算的收益体系可以实现帕累托效率的提高。Brunner（1994）进一步发现，定量税代替比例税的可能性直接影响向基金制转轨的帕累托效率改进。Brunner（1996）利用同样的模型又考察了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时帕累托提高的可能性，发现以债务融资的方式转轨会导致“庞兹债务”，不能带来帕累托提高。Fenge（1995）用一个简单的OLG模型模仿小国开放经济，并引入内生劳动供给，结果发现向完全基金制的转轨中，只有同一代人之间的工资收入水平接近或者劳动市场的扭曲效应很强时，劳动市场扭曲的降低才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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