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与地理集聚效应研究

本章仍使用计量软件Stata作为分析工具，应用静态面板对模型进行估计。首先，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适用于随机效应模型；其次，通过对各个解释变量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发现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最后，经查验，该模型解释变量间存在序列自相关。表6-2中的m1表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2表示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3给出的是纠偏后得到的估计结果。

表6-1　变量说明和预期符号

①计量经济模型中用工资的倒数表示劳动丰裕度。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设定是比较好的，笔者选定的解释变量能够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近80%的区位分布变化，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受到新经济地理因素、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双边因素的共同影响。

表6-2　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

续表

说明：估计系数下面的括号中为t统计量，星号表示显著性水平，即*表示p＜0.10，**表示p＜0.05，***表示p＜0.01，Hausman统计量下的括号中为p值。

首先，在新经济地理因素中，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技术水平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规模越大或者技术水平越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就越多地分布在该地。其中，市场规模的系数为0.00256，说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影响当期我国企业选择投资区位的显著为正的因素，即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每扩大一个百分点会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256个百分点；类似地，技术水平的系数为0.00447，即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每扩大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447个百分点。而劳动力要素禀赋、资本要素禀赋和贸易自由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www.xing528.com)

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的特征。市场寻求型ODI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或地区增加了贸易壁垒作为进口替代的一部分，为了绕过这些贸易壁垒，其他国家或地区便通过对其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这些市场，进而市场寻求型ODI也就发展起来了。我国作为制造大国，相当一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很多企业转向国外市场。然而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出口商品遭遇技术贸易壁垒、反倾销诉讼等贸易壁垒的情况越来越多，仅靠出口带动增长的空间又很有限。较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较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时，我国企业会倾向于进入市场规模大的目标市场进行直接投资，在规避东道国或地区贸易壁垒的同时，拓展和占领更大规模的海外销售市场。

另外，我国的技术水平、技术转化和研发创新等方面的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事实上，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不多，这也是我国高新技术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少、比例低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更多地是寻求技术而不是输出技术。另外，很多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但是一些国家对先进技术保护严格，限制高新技术的出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的形式可以绕过这些壁垒而拥有先进技术。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贸促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中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统计得到，高达81.7%的企业认为东道国比国内市场规模大。同时，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都认同在东道国获取创新所需要的技术比国内难度低。这也从微观角度佐证了估计结果。

此外，东道国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丰裕度以及贸易自由度并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决定因素。以东道国工资水平(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倒数衡量的劳动力要素丰裕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寻求特征不明显，这似乎和一般的理论预期不符。同时，一些研究和调查也表明东道国获取资金比国内难度低，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可以吸引外来投资，但是估计结果也没有支持这些结论。笔者认为，这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多元化特征，包括目标的多元化和区位的多元化等。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以垂直型为主，多是遵循“雁形模式”将产业链下端或者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和环节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国外。因此它们会较多地将具有廉价原材料和生产要素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具体到我国，企业会倾向于选择例如蒙古、赞比亚、尼日利亚等国家，但毕竟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占比没有很大，因此相应地，效率寻求特征表现得就不明显。

其次，在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因素中，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商业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有显著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越丰裕或者商业环境越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就越多地分布在这些地区。其中，自然资源禀赋的斜率系数为0.000110，说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是影响当期我国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显著为正的因素，即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将上升0.000110个百分点。类似地，东道国商业环境的弹性系数为－0.0000527，即东道国的商业环境排名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将上升0.0000527个百分点。而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和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存在资源寻求的特征。资源禀赋，特别是战略性资源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因此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成为外国企业投资的重点。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进程的加快都急需各种资源，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保证资源的供给就成了重中之重。事实上，我国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以采矿业为例，截止到2011年年底，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总流量的19.4%；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总存量的18.3%。从2003年到2011年的平均值来看，采矿业的投资流量占总流量的比例达到23.9%，存量的比例达到16.9%。另外，贸促会的调查也显示，超过一半的企业表示在国内难以获得技术和原材料等问题制约了企业在国内的发展，而在东道国获取原材料、资源等比在国内难度低。因此，东道国的自然资源显著地影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

东道国的商业环境排名越好，意味着我国企业在该地投资越能较好地受到东道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使得企业在获得资金、缴纳税款和执行合同等方面得到保障，进而降低我国投资企业的经营成本，即东道国良好的商业环境能够拉动我国企业的直接投资。贸促会的问卷调查也显示，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同意东道国生产经营成本比国内低。因此，我国企业会选择商业环境好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

另外，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和政治风险并没有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没有重视东道国的这些因素。笔者认为，这主要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重视市场、技术、资源等因素而忽略了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等因素。例如，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如伊拉克、伊朗、安哥拉、刚果(布)等，往往都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基础设施不健全、宏观经济缺乏稳定性和政治风险较多的地区。

最后，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双边因素中，双边贸易(我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和双边地理距离(也是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强调的交易成本)是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显著因素。具体地，我国对东道国的出口的斜率系数为1.50e－09，说明我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和出口呈现互补关系，即我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将上升1.50e－09个百分点；类似地，双边地理距离的系数为－0.00529，即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将下降0.00529个百分点。而双边汇率、双边投资协定和双边文化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我国对东道国的出口的斜率系数虽然很小，但是仍然显著为正，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选择区位时会优先考虑与我国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或地区，尤其是我国主要的进口国家或地区。我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与直接投资呈现出明显的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一方面该结果符合了理论预期，另一方面也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寻求特征做出了补充说明。这个结果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先贸易，后投资”的模式，即先期我国企业通过对东道国出口来增加对东道国市场规模、需求结构等方面的认识，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开始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建立与生产、销售相关的子公司。

双边地理距离回归系数的负相关关系符合理论预期，表明我国企业倾向于选择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成本因素是我国企业在国内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选择双边地理距离近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节约运输成本，同时，越小的地理距离也意味着双边的语言差异、心理距离、投资和运营的风险和成本等都越小。

另外，双边汇率、双边投资协定和双边文化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没有显著影响。首先，关于双边汇率(人民币升值)的非显著影响，笔者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我国对东道国的资源、市场等因素的重视可能导致了对汇率因素的忽视；从行业上来看，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较大比例的服务业投资对汇率的敏感度不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出口带动特点，而一般情形下本币贬值对出口有促进作用，这和本币升值可以增加海外购买力进而促进海外投资的作用相反，因此，总体上双边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其次，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的非显著性，一方面可能是投资协定的实施具有滞后性，通过分析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和实施时间后发现，我国很多投资协定在签署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得以实施，有些甚至从20世纪80年代签署之日起至今没有实施，进而存在我国企业对东道国进行长期的持续投资后双边投资协定才被签署或实施的现象；另一方面，双边投资协定并没有改变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或者可以说引起的改变微乎其微，进而对FDI没有促进作用[Tobin(2011)]。最后，关于文化距离，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较为广泛，4.2.2节理论分析中提到的“外来者优势”和“外来者劣势”的交叉存在和共同作用导致其整体估计结果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