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投资区位分布与地理集聚效应研究

从第二章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脉络。自海默(Hymer)开创了FDI理论以来，经过邓宁(Dunning)等经济学家在不同研究角度的逐渐补充，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才日渐成熟和受到广泛关注。在此之后，国内外很多学者用实证方法对FDI区位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和检验。而国内关于FDI区位选择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检验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传统的完全竞争理论框架，没有考察不完全竞争和企业规模经济的问题，因而并不能全面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特别是对于跨国公司突破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扩大生产、配置资源、调整布局进而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的行为做出很好的解释。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距离或者说空间因素一直没有被主流经济学界重视，例如很多模型的假设前提就是要素不流动或者不存在运输成本等，进而像区位理论、经济地理学、城市经济学等领域始终“徘徊”在主流经济学的大门之外。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缺乏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纳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技术工具[Krugman(1995)、Fujita et al.(1999)]，这一问题直到Dixit & Stiglitz(1977)所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出现才得以解决。Krugman(1979)将垄断竞争模型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进而提出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另外在此过程中也蕴含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雏形，两年后，Krugman(1991)的中心—外围模型正式将新经济地理学带入了主流经济学界。而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也正好弥补了前文中提到的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对一些现象无法解释的缺陷，丰富了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对跨国企业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山之作便是Krugman的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简称CP Model)。该模型基于D-S模型，引用Samuelson(1952，1954)“冰山运输成本”的形式将运输成本引入模型中，构建了2×2×1模型，即两个区域、两个部门、一种生产要素，考察了经济活动集聚的向心力和使经济活动分散的离心力，解释经济活动和地理分布是怎样在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文章给出了中心—外围模型形成的条件以及形成后维持中心—外围模式的条件。

在此之后，Krugman以及其他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对该理论进行完善和创新。主要包括Martin & Roger(1995)的自由资本模型(FC Model)；Baldwin(1999)的资本创造模型(CC Model)；Forslid(1999)、Forslid & Ottaviano(2003)等的自由企业家模型(FE Model)；在FC模型基础上，Martin & Ottaviano(1999)建立的全域溢出模型(GS Model)和Baldwin，Martin & Ottaviano(2001)建立的局部溢出模型(LS Model)，还有考察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关系的Krugman & Venables(1995)、Fujita，Krugman & Venables(1999)建立的中心—外围垂直联系模型(CPVL Model)，Robert-Nicoud(2002)的自由资本垂直联系模型(FCVL Model)以及Ottaviano(2002)的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模型(FEVL Model)。上述模型基本上都是沿着Krugman(1991)的思路进行的，分析框架都是基于D-S模型，消费者的总效用使用Cobb-Douglas型效用函数，而其中消费工业产品的效用采用CES(不变替代弹性)型效用函数来表示，使用冰山运输成本的假设。另外，还有两个模型，即Ottaviano(2001)建立的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FC Model)以及Ottaviano，Tabuchi & Thisse(2002)建立的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FE Model)，这类模型放弃了垄断竞争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将上述效用函数和运输成本函数都改为线性形式，即效用函数采用准线性二次效用函数或对数线性效用函数、运输成本使用线性运输成本的形式，其结论分别和FC Model、FE Model基本相同。(www.xing528.com)

其中，Martin & Roger(1995)的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 Model)在CP模型基础上进行改进，建立了2×2×2模型，即两个区域、两个部门、两种生产要素，来探讨资本流动和产业集聚问题。该模型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它加入了可以跨区域流动的资本要素，这样，生产的移动就意味着资本的流动，将其扩展至世界范围，即意味着资本的国际流动；其次，该模型假定资本可以流动但劳动不可流动，这接近于FDI的情况；最后，该模型假定所有的资本收益全部返回到资本原所在地，这意味着投资者在不同区域进行投资，他所获得的收益不在异地消费，而是要返还到资本原所在地进行消费，即不存在需求关联因果关系，并且投资者进行投资仅仅是为了获得较高的名义收益，即不存在成本关联因果关系。因此该模型可以有效地用于解释FDI的流向问题，也就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问题[Baldwin，Forslid & Haaland(1996)]。

国内应用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相关模型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文献，几乎都是集中在对我国作为东道国吸引FDI的问题上，应用一些模型探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用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少之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谢杰和刘任余(2011)的文章，他们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角度，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检验了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以及投资对贸易的作用机制，虽然这篇文章选择的实证方法比较新颖，但是笔者认为其中的因素选择缺乏理论基础。还有一些文献只是把个别的新经济地理变量简单地纳入到计量经济模型中。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本章将以FC模型和Baldwin(2003)模型为基础，对它们进一步地推导以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