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研究

4.3.2.1　模型代理变量的说明和数据来源

本章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目的是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集聚效应，即存在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是否会吸引我国新增直接投资。因此本章选择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DI_F)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变量选择前一期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ODI_S)。一些国内文献使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表示投资流向，主要是由于投资流量数据比较难获得或者他们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偶然性，笔者发现这类文献的撰写时间较早，一般是2006年以前的文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2002年国家出台的“走出去”战略才大规模地推动了对外直接投资；并且，从统计材料上看，我国直到2002年才正式确立了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并于2003年第一次发布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了较为稳定且快速发展的阶段，偶然性投资问题已然减弱，企业逐渐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作为其长期发展规划的一部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可以用来表示投资分布情况，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则可以表示投资的短期流动特征，可以反映我国每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以及动态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在多数的实证研究中，东道国市场规模往往以GDP进行测度，而东道国市场潜力以人均GDP进行测度，但是在计量经济模型中，将此二者共同作为解释变量会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笔者选取《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市场规模(marketsize)指标作为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的代理变量，因为该指标的核算体系中囊括了国内市场规模指数、外部市场规模指数、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出口占GDP的比重，它更好地测度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规模。该指数的范围是1～7，指数越大表示市场规模越大。数据来源于历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关于自然资源禀赋的测度，本处使用了世界银行对资源禀赋的度量方法^[5]，即通过东道国矿石和金属产品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来衡量。具体地，矿石和金属产品是指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中第27(原油和原油矿物质燃料，crude fertilizer and crude minerals)、28(金属矿砂和废金属，metalliferous ores and metal scrap)和68(有色金属，non-ferrous metals)三类产品。该比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但是其统计不全，并且经过核算查证，缺失的数据大部分是由于该比例较小而被舍弃。因此，笔者按照其计算方法自行核算，对现有数据进行验证同时也将缺失的数据补齐。原始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的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

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一般以其工资水平来表示，而人均国民收入(GNIP)可以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的富裕程度，间接地反映了东道国的工资水平。因此，本章使用人均国民收入这一指标作为东道国劳动力成本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数据库。

对东道国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的度量，选择《全球竞争力报告》^[6](WEF_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中的十二主枝模型中的两大支柱指标——创新指标和基础设施指标。这些指标是由一系列的统计数据和指数加权得到的，全面考察了东道国的实际情况，具有全面性和权威性。创新指标囊括了创新能力、科学研究机构的质量、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支出、大学—产业的合作研究、先进技术产品的政府采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获得性、使用专利权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基础设施指标的构建包括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电力通信基础设施两部分，核算中各占50%，其中交通运输包括总体基础设施质量、公路质量、铁路质量、港口质量、航空运输设施质量、航空每公里可提供的座位数，电力通信设施包括电力供应的质量、移动电话订购的数量和固定电话线路。然后将这些数据归一化，使其在1～7分之间。这些指标的评分数值越高，则说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越强。

世界银行下属机构之一的国际金融公司(IFC)每年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对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的营商规则等指标进行测评，进而得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商业环境排名。其中考察的指标包括开办企业、处理施工许可证、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投资者、缴纳税款、跨境贸易、执行合同、解决破产和获得电力这十个方面。该机构每年对这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这十项指标进行测评和排名，以考察其商业环境是否改善或恶化，是否有利于商业活动的进行。

关于东道国宏观经济稳定性，一些文章采用各国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作为代理变量，但是笔者认为，该变量不能完整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整体状况，因此本章采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宏观经济环境指标。该指标涵盖了政府预算盈余占GDP比重、国民储蓄占GDP比重、通货膨胀率、利率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和国家信用评级等指标，因此，它可以更好地刻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稳定性。

东道国的政治风险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标报告》中的政治稳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指标，它反映了政府被动摇、遭受暴力和恐怖活动的可能性，该指数的范围是－2.5到2.5，指数越高表示该国或地区的政治稳定性越好。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ww.xing528.com)

双边汇率作为货币因素，传统的FDI理论很少涉及，但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汇率对FDI的影响，尤其是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联合国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数据库统计了东道国货币对美元的年度汇率(AMA汇率和IMF based exchange rate基准汇率)，当然也包括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进行核算后可得各东道国货币对人民币汇率。即采用东道国货币对人民币汇率(间接标价法)作为双边汇率的代理变量。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关系采用中国和东道国的进出口额作为代理变量，它们可以有效地反映两国的经济联系。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为虚拟变量。BIT的签订年份和生效年份都被很多文献采用过。因为BIT从签订开始到生效的时间不确定，有些立即生效或在签订日期后几个月内就生效，但是有些十几年前甚至更久之前签订的协定至今都没有生效。BIT生效后外来企业才真的可以受到签约国协定规则的保护，因此本书采用BIT生效年份，即某年与某个国家签订的BIT生效则取1，否则取0。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BIT数据库。^[7]

双边地理距离来自法国国际经济研究所CEPII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225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距离数据，并且该距离测度的不是简单的双边首都距离，而是囊括了在引力方程中经常使用的一系列距离变量和虚拟变量，它们被用来辨别个体之间的殖民地历史、共同语言、邻近国家等。

文化距离采用Kogut & Singh(1988)建立的文化距离指数作为代理变量，它是目前最为流行和被广泛接受的度量方法。Hofstede^[8]将文化差异划分为四个维度，即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男权与女权(masculine/femininity)、风险回避指数(uncertainty avoidance)。计算文化距离指数的公式为：。其中，I表示指数；下标k表示第k个文化维度，k＝1，2，3，4；下标i和j表示将要衡量文化距离的两个国家；Vk表示在样本范围内第k个文化维度指标的方差。一般核算出的文化距离指数在0～10之间，数值越小表示两国间的文化差异越小。文化差异四个维度的指标数据来源于Hofstede教授的个人网站。^[9]

4.3.2.2　样本空间的确定

截至2011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77个，但是，我国境内投资者的ODI有很大一部分投资于避税港地区，流入这些地区的投资的最终目的地并不是当地，因此将避税港地区予以排除。根据以往文献对避税港的选取，本书剔除了中国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三地的投资，选取截至2011年年末中国境内投资者ODI海外存量分布位于前86位的经济体，其中包括发达国家或地区27个，分别为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卡塔尔、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美国；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18个，分别为阿塞拜疆、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伊朗、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利比亚、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阿曼、秘鲁、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委内瑞拉；发展中国家23个，分别为阿尔及利亚、玻利维亚、博茨瓦纳、柬埔寨、刚果(布)、埃及、斐济、加蓬、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约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摩洛哥、纳米比亚、菲律宾、南非、斯里兰卡、苏里南、泰国、越南；最不发达国家18个，分别为孟加拉国、喀麦隆、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多哥、乌干达、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将样本国家或地区按照地域分布划分，其中亚洲25个，非洲27个，欧洲19个，拉丁美洲10个，北美洲2个，大洋洲3个，分别占各洲投资国家或地区总数的57%、53%、45%、36%、67%和30%。从投资额来看，2011年样本国家或地区吸收的ODI流量占我国境内投资者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除去三个避税港)的90.33%，样本国家或地区吸收的投资存量占截至2011年年末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量(除去三个避税港)的87.58%，因此本章选取的地区样本具有良好的合理性和代表性。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是从2003年开始发布的，但是鉴于其他控制变量的可获得性，样本空间最终确定为2005—2011年中国对86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ODI流量，共602个观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