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与地理集聚效应研究的假说和相关假设

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出发，并根据4.1节的讨论，这里假设我国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会引致我国对其更多的直接投资，即提出假说H1。

假说H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集聚效应。

为了更好地考察核心变量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下对选取的一些重要控制变量提出相应的假设。

4.2.2.1　东道国市场规模

从理论上讲，东道国市场这一因素一直是对外直接投资主体选择区位时重点考察的因素。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提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这些东道国特定区域所特有的优势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及其特性。之后，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特点的新贸易理论中，克鲁格曼强调投资和贸易的一大驱动因素即为外部经济的集聚效应，这种外部规模经济实质上取决于投资市场规模和潜力的大小。持类似观点的还包括波特(1990)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弗农(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并且许多外文文献也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东道国市场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较为复杂，既有类似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较大市场规模的情形，也有如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所提到的“发展中国家倾向投资于市场规模类似的东道国”的情形出现，进而不能确定东道国市场规模和我国对其直接投资间的关系。

A1：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影响，但是影响方向不确定。

4.2.2.2　东道国市场潜力

Oseghale(1993)将市场潜力作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环境因素中的拉力因素。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不仅要考虑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同时还要考虑该特定地区潜在的市场购买能力。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都是度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投资主体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具有较高市场潜力的东道国往往更能够吸引我国企业的直接投资。

A2：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影响，影响方向为正。

4.2.2.3　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

早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获取廉价并且稳定的原料来源。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技术进步和贸易发展使得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对以能源为代表的自然资源需求显著增长，进而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的世界市场价格有所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一些企业出于成本因素的考虑以及国内原材料等资源获取难度增加等原因，将东道国资源禀赋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进而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取原材料等资源；也有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为了避免国际资源或能源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保障国内资源长期供应等原因，选择在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后者的增速较快也比较多地被提及，尤其是近几年的《世界投资报告》，其中都会提到中国国有企业在某些资源禀赋丰裕的国家采取跨国并购等方式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行为。Kolk & Pinkse(2005)认为，能源和矿产是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因此，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对我国ODI具有拉动作用。

A3：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影响，影响方向为正。

4.2.2.4　东道国劳动力成本

从理论上看，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投资行为也是如此，那么成本因素就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区位时的重点考察因素。其中，劳动力成本是企业产品成本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地，企业会趋向于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和生产。Dunning(1981)认为，生产成本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内容，企业投资于相对较低工资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可以令其获取比在其他市场更高的利润。Pain(1993)的新古典经济模型和Bradley & Fitzgerald(1988)的开放经济模型都支持了上述观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很多企业是为了获得东道国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同时，对于那些投资于工资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如果东道国的工资水平呈下降趋势，成本的降低也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尽管投资于这些国家的原因可能在于寻求技术等其他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劳动力成本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

A4：东道国的工资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影响，影响方向为负。

4.2.2.5　东道国技术水平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水平反映了当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专业人员和设备的可获得性。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经营战略。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一样，我国企业自身发展的核心技术一直都处于较为滞后和不足的状态。因此寻求先进的技术就自然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一直处于全球领先位置。我国一般通过合作、并购和设立研发机构等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进而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获取核心技术或者开发新技术产品等。Kogut & Chang(1991)，Luo & Tung(2007)的研究都表明，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获取核心、高端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重要途径，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Deng(2007)的研究支持该观点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成立性。笔者认为技术寻求并非局限于针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对中等发达国家或者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可能成立。

A5：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影响，影响方向为正。

4.2.2.6　东道国宏观经济稳定性

T.Pederson & B.Petersen(1998)构建的企业跨国经营分析框架中强调了东道国宏观经济稳定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拉动作用。东道国的宏观经济越稳定，投资企业的投入和收益受到的影响越小。在实际投资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都想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开展投资经营活动，所以宏观经济稳定性就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东道国宏观经济越稳定越能够吸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A6：东道国宏观经济稳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影响，影响方向为正。

4.2.2.7　东道国商业环境

商业环境包括对东道国对外商开办企业，处理施工许可证，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投资者，缴纳税款，跨境贸易，执行合同，解决破产和获得电力等因素的考察。^[1]一个外来投资企业从开办到结束的整个过程都要受到东道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管制的影响。良好的商业环境可以为企业提供安全的资金、稳定开放的环境、高效的法律保护，有助于外来投资企业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东道国商业环境为外商提供了发展的软环境，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商业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即东道国良好的商业环境能够拉动外商直接投资。(www.xing528.com)

A7：东道国商业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影响，影响方向为正。

4.2.2.8　东道国基础设施

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具有类似的作用，它是与外商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硬环境，例如通信、公路、港口、铁路、电力等。运营成本是跨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所要考察的重要因素，如果东道国具有全面的运输系统、先进的通信系统、发达的电力系统以及其他便利的基础设施，就能帮助降低外来企业的运营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企业运营收益。一些学者[例如Dunning(1981)]的理论研究也支持了该论点，即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对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区位选择具有重要作用，一国的基础设施越完善，它对外来直接投资者的吸引力越大。

A8：东道国基础设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影响，影响方向为正。

4.2.2.9　东道国政治风险

目前学术界对政治风险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而统一的定义^[2]，本书讨论的政治风险是指东道国境内发生政局动荡、宗教冲突、战乱、革命等使得东道国投资环境恶化，投资于该地区的外来企业遭受到威胁或者损失。如果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存在政治风险，这势必影响外来投资者的决策，新投资企业认为政治风险给其带来的预期成本太大而不进行投资，或者原有投资者因为政治风险减少投资甚至撤资，因此笔者认为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企业的投资存在负面影响，Jun & Singh(1996)、Harms(2002)、Biswas(2002)、EIU(2007)等一些调查结果和研究也支持了该结论。

A9：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影响，影响方向为负。

4.2.2.10　双边汇率

Aliber(1970，1983)和Dunning(1980)认为，如果某国货币升值，即其购买力增强，该国货币的高估会使得货币相对强势国家的企业以较本国更低的贴现率在东道国市场上获得更多收益，即刺激国际直接投资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的国家。实证研究也大都支持这一观点。^[3]Clegg & Green(1999)研究发现母国货币升值，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在海外的购买力增强，进而会增加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Buckley et al.(2007)、项本武(2009)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如果东道国货币相对人民币贬值，则我国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购买力增强，我国企业对其直接投资则增加；相反，如果东道国货币相对人民币升值，则我国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购买力减弱，则我国企业对其直接投资会减少。

A10：东道国货币对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影响，影响方向为正。

4.2.2.11　双边贸易

理论上，投资和贸易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最初，Mundell认为贸易在受到阻碍的情形下会推动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受阻会推动贸易，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替代的。小岛清则从产业转移的角度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性。Markusen & Svensson(1985)的研究认为，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取决于二者之间是否是“合作的”。如果是“合作的”，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则表现为互补关系，否则表现为替代关系。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一些企业选择“先贸易，后建厂”的生产和进入模式，即以产品贸易为先导，了解当地市场结构和市场信息，并在市场达到一定规模以后，才开始进行海外投资活动。这也是Johanson & Vahlne(1977)的理论(企业国际化过程为从国内活动、贸易到国外生产销售)在中国的应验。因此，与东道国的贸易关系越密切，我国企业对该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就越多。而对双边贸易关系密切程度进行衡量的最主要的指标就是双边贸易量，贸易量越大，双方经济联系越紧密。谢杰、刘任余(2011)的研究证实了该观点，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补关系。但是，我们仍不能忽视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频繁对我国发起反倾销案件的调查，实行非关税贸易壁垒和其他保护措施，直接影响了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行海外建厂和生产是为了绕过这些国家的贸易壁垒，保护并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份额。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替代关系。

A11：东道国与我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影响，影响方向不确定。

4.2.2.12　双边投资协定

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简称BIT)是由两国政府签订的，相互给予对方企业公平待遇，旨在鼓励、促进和保护两国间投资的法律协定。^[4]主要内容包括：对投资准入和待遇的规定，对外国投资者财产权的保护和尊重，投资保险的范围，收益汇出的规定，代位求偿权及补偿办法，以及争论的仲裁和解决等问题。通过签订BIT，签约国的权利和责任得到明确，投资企业的风险降低，这样，双边投资协定就起到了鼓励和保护境外投资者的作用，因此，理论上双边投资协定会促进投资量的增加。从实证结果看，一些研究都证明了BIT可以促进签约国之间的双边投资额增加[Busse et al.(2010)、Desbordes & Vicard(2009)、Neumayer & Spess(2005)]。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初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多数是为了吸引投资，但是目前发展中国家签订的BIT从内容上看越来越重视保护本国投资企业在签约国的投资，即越来越多地是为本国企业对外投资做好保护和支持工作[UNCTAD(2010)]。

A12：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影响，影响方向为正。

4.2.2.13　双边地理距离

地理距离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区位选择时重点考察的因素。东道国与母国的地理距离越大，两国间的语言差异、心理距离等都越大；而且对于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地理距离越远意味着原材料和产品运输成本越大；同时还意味着投资管理成本、投资和运营风险都越大。这些成本因素和风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阻碍作用[Woodward & Rolfe(1993)、Flores & Aguilera(2007)]。当投资企业选择东道国时，为了降低成本和风险，企业会倾向于到与母国距离较近的国家开展投资[Kostova(1999)、Xu & Shenkar(2002)]。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地理距离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与东道国关税壁垒的作用类似，与东道国地理距离越远，母国的企业为了节省运输成本、降低风险而选择到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这样地理距离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来看，起初我国企业倾向于选择邻近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然后逐渐扩大范围。从实证分析的结论来看，大部分文献[程惠芳，阮祥(2004)，何本芳、张祥(2009)，宗芳宇等(2012)]的结论支持前一种假说，即与东道国地理距离越大，流入该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越少。

A13：东道国与我国的地理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影响，影响方向为负。

4.2.2.14　双边文化距离

Johanson & Wiedersheim-Paul(1975)的国际化进程理论模型最早提到了文化距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化距离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外来者劣势”，跨国公司的人员对东道国知识、管理经验的学习和获取会存在一些障碍，这使得跨国公司在与东道国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这些研究认为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距离和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之间应该有负相关关系，而且大部分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都会设定这个假设关系。但是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对文化距离和对外直接投资间负向关系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跨国公司的“外来者优势”这一说法[Evans & Mavondo(2002)、Thomas & Eden(2004)、Contractor(2007)等]。他们认为文化距离是跨国企业特有的优势，外来企业文化的差异化带来产品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可以使得外来企业避开与本地企业的竞争并占有一定的市场；此外，不同文化的碰撞还可以创造出创新的思维和管理模式等。因此，“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优势”共同作用于文化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A14：东道国与我国的文化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影响，影响方向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