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帝王也难免有过错。历史上一些帝王之所以被后世称为圣明之君，在于他们能广开言路，兼听天下，接纳谏言，从善如流。
《国语》载：春秋时卫国君王卫武公为防过失，周围布满了进谏之人。乘在车舆有侍卫规谏；登临朝廷有大臣的法典限制；靠着几案阅看奏折，有诵训官诵读谏言；在寝宫有近臣劝诫；出兵打仗，郊庙祭祀时有乐太师、太史指导，退朝后有乐师背诵诗歌讽谏提醒。
同时代的成王对进谏的见解颇为深刻。一年，成王分封伯禽为鲁公，召见他并告诫说：“你知道做人主的道理吗？凡是身居高位的人一定要更加恭敬地对待下属，听从有德行的人的正言劝诫，必须大开毫不隐讳地进谏的大门，谦退克己，安恬宁静，使下面感到有所凭仗。对于进谏的人，不要用威势震慑他们，也不要拒绝他们的进言，应广泛地吸收他们的意见，然后从中选择值得采纳的东西。”成王所言，与《资治通鉴》出自一辙：“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
汉朝原有一条法律“诽谤妖言法”。犯了此法要处死罪，有的还要灭族。所以在汉文帝之前，无论朝廷怎样昏庸，无论皇帝怎样无道，无论百姓有怎样好的想法和建议，都没有人敢讲。汉文帝即位后郑重其事地下了诏书，废掉了“诽谤妖言法”。他说：拿“诽谤妖言法”来定罪，那么谁还敢来说真话呢？朝廷上的大臣们因惧祸而不敢大大方方地说话，提出自己的建议，做皇帝的即便有了错误，又怎能听到批评的意见？怎么能改正不合理呢？而朝廷以外的远方人更无法来劝告皇帝，这样皇帝离祸患也就不远了。这种状况对国家对百姓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这个法令应当立即废除。如果有人咒骂皇帝，官吏就认为是大逆不道，说话一不小心，就要招致祸患，不说他们有意诽谤，就说他的话是妖言，这简直是封了他们的嘴，我特别反对这条法令，反对这种惩治百姓的办法。从此以后，有触犯所谓“诽谤妖言法”的，一概无罪；不管老百姓说什么样的话，官吏不准干涉。言论应当自由。
“鸟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诽谤妖言法”废除后，上奏章的、提建议的、批评皇帝的、规劝皇帝的屡出不绝。汉文帝是来者不拒，广开言路。不久，贾谊上了一个奏章，请汉文帝提倡生产，厉行节约。汉文帝的哥哥淮南王因谋反败露而自杀后，也有人批评汉文帝“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晁错上书建议重视农业，压制商人，往边疆移民和储藏粮食。这样一来，汉文帝得到不少好的建议，他认真研究，采纳了不少，确实受益匪浅。
上不拒谏，下不隐情。汉文帝见上奏章、提建议的人多了，非常高兴，对那些提意见的人，态度十分虔诚和恭敬，不用说在朝廷上，就是在路上有人上书，汉文帝也会停下车来把奏章接过来。他还说：“对于这些奏章，能采用的就采用，不能采用的就放在一边，哪会有什么坏处呢？”汉文帝还定了一项制度，推举“贤良方正”之士，规定只要品行端正，稍通文墨，能够直爽地批评皇上，说实话的，都有被选的资格。每一个郡一次能选出100多个人，这样汉文帝身边正直贤良，刚正不阿的人更多了。汉文帝由于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加之实行了一些有效政策，呈现出一片社会安全、繁荣昌盛的局面，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几个盛期之一，故被史学家称之为“文景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最能接纳谏诤的明君。他说过一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世民生于隋朝末年，在征战中开创基业。在承袭其父高祖的帝位后，常以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警戒自己。为了不让隋炀帝“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的悲剧重演，他特别重视纳谏。魏征原是个为太子洗马的仆人，只因直言敢谏，唐太宗将他擢为谏议大夫，魏征在位先后陈谏200余事，大多被太宗采纳。太宗为鼓励臣下直言极谏，常给自己提意见的赏赐。唐太宗刚当皇帝不久，下令要把触犯刑律的元姓大臣判以死刑。臣子孙伏伽批评说：“陛下判刑过重，按照刑律，元氏罪不当死。”唐太宗立即纠错，并把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园重赏给他。有人说孙伏伽这事做的平常，不该赏赐的那么厚。唐太宗解释说：“我即位以来，没有人进谏，所以赏的重一些，鼓励大臣们大胆规劝我。”
唐太宗在位23年，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疆域辽阔，声威远播，因而这一时期在历史上被誉为“贞观之治”。
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帝王有容人之量，知错必改，才有谏臣直言切谏，精忠报国之心。(www.xing528.com)
五代时期一代英主周世宗柴荣，很注意纳谏，下诏群臣极言得失。他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过失，古代的圣主还总想听逆耳之言，求苦口良药，何况我呢？我即位已有一年，处理政事，我觉得有些不一定恰当，别人怎么能看不出来呢？可是竟没有一个人出来指点我的过失，这是为什么呢？对我的过错，你们说了，我不听分明是我不对，你们不说，就是你们的不对。今后，能秉公直言的擢升，临事畏缩的贬职。”周世宗又命近臣写出《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在皇上的激励倡导下，大臣的胆子壮了起来。北部郎中王朴在上书中慷慨陈词，详尽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必须任用贤能，奖功罚罪，去奢节约，实施薄敛，才能达到政事清明，粮财充盈，士民归顺，然后方能统一天下的方略。周世宗欣然采纳，王朴很快升任左议谏大夫。
在金朝，金世宗完颜雍是一位比较开明的皇帝，即位后，与宋休战，与民休息，自身节俭，信用赏罚，注重农桑，故使金朝安定富足，被国中称之“小尧舜”。金世宗十分重视大臣的进谏，他曾说：“朕为天子，未尝敢专行独断，每事编(遍)部卿等，可行则行之，不可则止也。”他还下令：凡上书言事，被一些官府阻止的，可以直接向朕进表。有一次，他想出去游猎，左丞相晏等劝阻说：“边事未宁，不宜游幸。”世宗认为臣下言之有理，遂罢游。
《魏史》载道：“群臣直谏之言，帝虽不能尽用，然皆优容之，虽非谊主，亦可谓有君人之量矣。”其意说，群臣耿直劝谏的言论，帝王虽不能全部施行，可是都和善地接纳下来，尽管算不上深明大义的君王，也还算得上作君王的度量吧！
英明神武的曹操，以过人的智慧和胆识，实践了这一高论。
东汉末年，袁绍的余部袁尚被曹操战败后，逃依辽西乌桓首领蹋顿，妄图东山再起。为了消除后患，曹操决定趁热打铁，北征乌桓。
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夏，曹操沿滨海向辽西进军，遭到袁尚、乌桓联军的阻击。当时又遇上多雨，低洼的滨海道路泥泞不堪。曹操听从谋士田畴的建议，在自己的驻地立下“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的木牌，伪装撤退，麻痹敌军。实际上暗中率领一支轻装精兵“堑山堙谷五百余里”，来到早已废弃的西汉右北平郡治的废墟，已经被乌桓毁坏得破败不堪的前代右北平——辽西大道，突然出现在乌桓王廷附近。乌桓方面措手不及，被打得大败，连他们的首领蹋顿也被曹军生擒。这一年的秋天，袁尚终于被彻底消灭。这次远征行军的境遇相当窘迫，由于道路早经废毁，沿途有长达200里的地段缺乏水源，要凿地30多丈才能见水，为了保持行动隐秘，不得不轻装。后来粮食吃光了，将士们又不得不杀马充饥，先后共杀了几千匹战马。曹操在决定这一行动时，有许多将领、谋士进言劝阻，但曹操还是坚持这一作战方略。得胜后，曹操当众一一厚赏曾经劝谏过自己的人，安慰他们说： “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
曹操虽未采纳人臣的建言，凯旋后依然厚赏谏官，足见他兼听广纳的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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