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谏，《大唐大典》：“谓陈其规而正其事。”规，为古代画圆、画方形、测水平、打直线的工具，后来喻指一定的法度、准则、标准，三国魏王粲《咏史诗》道：“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这里说的规谏，就是按照法度、准则来论理说事，劝君悔过。
规谏，另一种解释是以正言相劝诫。墨子《尚同》：“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荀子《成相》：“周幽厉(王)所以败，不听规谏忠是害”；庄子《盗跖》：“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胤正《书》：“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这里说的规谏，即是规劝、规诫、谏诤。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无论在奴隶制还是在封建制时期，都是君主专权制。在这种制度下，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独操生杀予夺之权，他们的意志和言语，就是法度、政令，金口玉言，必须遵照执行，所以君王英明、勤政，官吏就会善类盈朝，扶扬正气，政治就清白，奸佞之臣则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时即使进行谗诬，君王也不会轻信。正如孔子所说：“为人君者犹盂(盛饮食或其他液体的器皿)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如果君王昏庸荒淫，逞欲怠政，奸伪之人就会窃国专权，倾陷正人，为非作歹，变乱朝政。
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正直之臣在向君王进谏时，往往抓住法度这根准绳，拔乱反正，迫使君王循规蹈矩，言出法随，放弃以言代法，私情乱法的错误。这就是通常说的规谏。
《吕氏春秋》：成王退朝后与他弟弟姬虞在一起游玩，成王捡了一片梧桐叶当作玉硅信符授给姬虞，随口说：“我用这来封赠你。”唐叔虞听了很高兴，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叔父周公旦。周公旦因此请求拜见成王，问：“天子您封了姬虞了吗？”成王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那是我偶尔跟姬虞随便开个玩笑，哪能当真呢？”周公旦一本正经地说：“我听说君无戏言，说出话来，史官要记载它，乐工要唱诵它，士大夫要宣扬它。”成王无言以对，于是就将姬虞封在晋地。
周公旦可称得上善于规谏的人，成王弄假成真，可谓是 “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吃亏在嘴上”。
赵奢是赵国掌管征收用赋租税的大臣。有一次他在征收税赋时，赵王的弟弟平原君赵胜家里不肯交纳，赵奢依法从事，杀了平原君家九个管事人。平原君咽不下这口气，扬言要杀赵奢。赵奢规谏平原君道：“你是赵国贵公子，公然纵容家人不遵守法度，这样国法就要遭到破坏。国法被破坏就会削弱国力，国力削弱，大兵压境的诸侯就要侵犯。赵国一旦灭亡，你怎么会有今天这样富贵呢？如果凭借你尊贵的地位而奉公守法，那么举国上下就会安居乐业，百姓安居乐业就使国力增强，国力加强才会使赵国立于不败之地。如今你作为国戚肆意枉法，天下人怎会瞧得起你呢？”
平原君觉得赵奢是位难得的贤才，就把他推荐给赵王，任主管赵国赋税的官员，从此赵国赋税大增，国库充实。
西汉时，孝文帝出巡到长安城北的中渭桥，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来，惊吓了天子座车的马，幸无意外。孝文帝派骑兵去追捕肇事者，捕住后交给廷尉治罪。
廷尉张释之审向他。那人说：“我是长安县乡下人，来到这里，听说清道禁止人行，便急忙躲到桥下。过了很久，以为队伍已经通过了，就走出来，却擅见皇上的车驾，于是转身逃跑了。”张释之据此奏上他应得之罪：一个人触犯了清道的禁令，判以罚金。孝文帝大怒，说：“这个人惊吓了我的马，幸好我的马驯服温顺，要是换了别的马，岂能不摔伤我吗？谁知廷尉居然只判他罚金！”
张释之据理力争：“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所共同遵守。现在法律规定如此，而再加重判，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况且在当时，皇上您立刻下令杀了他也就罢了，现在既交来由廷尉治罪，廷尉是天下最公正的执法者，若稍有僻失，则天下执法者皆视法律为可轻可重，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了。这样天下人岂不是手足无措了吗？愿陛下明察。”过了许久，文帝才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又有一天，有人偷了高祖庙内神座前的玉环被抓到了，文帝很生气，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按照法律中偷盗宗庙服饰器物的条文，判他死刑。文帝通不过，说：“这种人无法无天，竟敢偷盗先帝宇庙的器物，我交给延尉治罪的意思，是使他灭族，而你却按照通常的法律条文奏上，这与我恭敬奉承宗庙的本意完全不合！”(www.xing528.com)
张释之摘下帽子，磕头谢罪，说：“按照法律，这样处置就已经够了，况且，即使其罪相等，也要视其顺逆程度的不同而分别量刑。若盗取宗庙器物就判族诛，万一将来有愚民挖取长陵上的一杯土，陛下又将怎样给他量刑呢？”
孝文帝心里虽然有气，和薄太后商量后，还是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
《旧唐书·戴胄传》：朝廷全面推行科举选拔官吏，经常有人帮助一些贵族子弟弄虚作假。唐太宗李世民下令这些人自首，不自首查出来就判为死刑。
不久，发现一个弄虚作假者，大理少卿戴胄依法判处其流放，然后上奏太宗。太宗说：“我说过，不自首的处以死刑，现在你却判他流放，这岂不是告诉天下人说我言而无信吗？你是不是以权谋私？”戴胄说：“陛下如果当时杀了他，那我管不了，既然交给刑部治罪，我就不敢违法。”太宗说：“难道你为了得个守法的美名，就使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说：“所谓法律，是国家用来治理天下的最高准则。所谓大话，是处在喜怒之际而发的。陛下一时生气而说要杀他，明明知道自己说的不合法才要求刑部依法处理的，这才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按照生气时的话去做而违背法律，我从心里为陛下感到惋惜难过。”
太宗高兴地说：“在法律将要受到损害时，你能挺身维护，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新唐书·刘藏器传》：唐高宗时，卫尉卿尉迟宝琳威逼他人为妾，侍御史刘藏器向高宗揭发，并要求宝琳放人。宝琳却偷偷向高宗求情，高宗便答应他不放人。刘藏器又揭发，宝琳又求情得免。刘藏器对高宗规谏道：“法律是为天下制定的，所有的人都要遵守，而陛下对待法律不是舍弃不用，就是凭感情办事，这样法律还有什么权威，现在宝琳私下求情，陛下答应了，我分开揭发，陛下也是答应了。今天答应，明天又改变，
让臣下怎么执行？连那些平民百姓都害怕失信，何况天子？”唐高宗下令按刘藏器说的办。
唐德宗时，柳浑为宰相。有一次，一位玉匠为德宗制作玉带，不小心弄坏了一个镑，玉匠就私自到市场买了一个类似的补上。德宗发现玉带其中一个玉镑与其他不同，对玉匠的欺骗行为很为恼火，下诏将玉匠交京北府论罪处死。柳浑知道此事后规劝德宗，说：“陛下发现玉匠作弊时，马上下令杀他也就罢了，若将他交京北府处，就必须严格审查才行。从法度上讲，玉匠之罪当处以杖刑，不应处死。请陛下恩准按法律处理。”这样玉匠才免于一死。
君主帝王集天下权柄于一身，如果以此至尊的显赫地位横行无忌，为所欲为，那江山则必然混乱不堪，将前人基业毁灭殆尽。古人有云：“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规谏，言出法随，凿凿可据，即使再骄横、霸道的君王，也会心悦诚服地接受规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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