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心理健康：援助仍有待加强

突发事变、亲人亡故、天灾人祸等都足以给人造成毁灭性打击，使人易萌生绝念。如汶川地震后，北川农办主任、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家里均有人遇难，虽强忍悲痛，但心灵堤坝最终崩溃。

惨烈的汶川“5·12”大地震后，许多人并没有走出地震的阴影。2009年4月20日，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某自杀身亡。这位33岁的年轻干部一边承受着失去亲人，家庭支离破碎的痛苦，一边投入到灾后重建工作，而此时，他心中的煎熬并为人所知。据了解，冯某心爱的独子在地震中遇难，他曾对好友说，“恐怕这个坎儿我是过不去了”。最终他选择自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死让已经结疤了不久的北川又露出了自己的伤口，这也是继“5·12”地震后的第5个月，2008年10月3日，北川农办主任董某震后首例自杀之后，灾区第二例自杀身亡的官员。

其实，不单是当地的官员，老百姓因为过度悲伤而走上绝路的也时有发生。10月18日，都江堰受灾伤员罗某在成都市第二医院外科大楼跳楼自杀身亡；11月11日，安县花荄镇村民陈某在父亲坟前上吊自杀；11月15日，北川县擂鼓镇男子杨某在家中杀妻后自杀，夫妻二人相拥离世；12月1日，德阳市孝泉镇村民尹某服毒自杀；12月5日，北川村民朱某在家中上吊自杀；12月10日，绵阳某公司职工赵某在绵阳市中心医院跳楼殒命。据统计，在这一时期的两个多月里，震后的灾区接连发生了9起自杀事件。

析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在地震中失去亲人，或者亲属死伤惨重的人群。尤其是那些痛失孩子的中青年父母，巨大的伤痛让他们难以恢复，极易厌世。

第二种，在地震中致残的人群。他们从健全人到残疾人，面临着一系列的生活问题和心理问题，心理失落感很重。(www.xing528.com)

第三种，本身就存在心理疾患的人群。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本来就不好，创伤性事件可以加重他们的病情。

第四种，抗震救灾的英雄人群。在面临“5·12”大地震时，涌现了不少抗震救灾的英雄，包括中国军人、消防战士、医护人员、国家公务员等。他们也是人，也有悲哀和软弱。如果把他们的牺牲奉献视为理所当然，把其悲痛和难以自持视为是不道德，就失去了对人性的关怀与尊重。董某、冯某就是兼具第一、第四种双重身份的人。40岁的北川县农办主任董某汶川大地震后的第145天，在临时的办公地点自缢身亡。他在遗书里写下“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的遗言。据县委宣传部的情况说明，儿子遇难对董某的打击非常大，“地震后长时间处于痛失爱子、痛失亲人的阴影，不能自拔”，总觉得对不起儿子，不愿承认儿子遇难这个事实，常常泪流满面，失声痛哭。但作为救灾办主任的他，仍然奋不顾身地战斗在抗震救灾一线，忠实地履行其职责。双重压力，终于使这个平时坚强的汉子倒了下去。

可见，灾难给他们带来的深重心理阴影，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其惨烈场面会像放电影一样不断闪现，长久地持续出现。这种强烈刺激，大大超过一般人的承受能力，稍遇外界诱因，便会产生很强的情绪反应，出现不测。

这些悲剧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灾区基层干群心理健康的高度关注。谁来帮助承受着复杂心理的他们找到心灵的出口？由是可知，在经历了地震这个灾难性的创伤性事件，包括遭受其他重大自然灾害和灾难性事故打击之后，对灾区人民的心理关怀和援助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心理援助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绝不是短时期内能解决的，必须对所有跟这个事件有关的人做深入细致的沟通和疏导，直至他们慢慢平复和纾解。美国的做法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借鉴：美国政府针对在“9·11”恐怖袭击中出现心理问题的市民制订了长达20年的救助计划，纽约市卫生局还建立了世贸中心健康登记系统，每2～3年调查一次，还针对不同类型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