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官员自杀真相：高扬生命风帆，远离自杀！

通常，有关方面在介绍官员的自杀原因时，多谓“工作压力大”“抑郁症困扰”等。

他们为何寻死？是不堪压力，病魔缠身，还是违法乱纪后的惶惶不可终日？说实话，人们也并不全信官员自杀的原因都是“工作压力大”“抑郁症困扰”。事实上，一些官员表面风光，内心却有着无人知晓的秘密和苦恼。

1）职业压力

其实，当官也有当官的难言之隐和苦恼，官员所承受的某些东西的确要比一般人更为沉重。官员也是人，也有“心理疲劳”的时候，当脆弱的心理不堪一击时，难免会导致自杀。这是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层过渡，这一转变在使社会财富增加，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涉及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调整和观念更新，客观上使现阶段社会矛盾处在一个相对高发期，也就使今天的官员面临多方面的“发展、稳定与责任”的压力。有官员说，他最担心群体上访事件，处理不好就影响官职升迁，而这群体性事件并不以官员的意志为转移，其规模、后果难测，谁也保不准在何时、何地发生。有官员说，他最担心矿难、事故、台风、洪水、疫情等突发事件，半夜睡梦中电话最惊心。就连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在任时，也曾对媒体坦陈：“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这也许吻合了时下多数官员的心态：压力太大。再则，任何官员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由于事发突然，面对新的问题，面对“众声喧哗”的网络监督和社会舆论压力，有的情况超出官员平时处理问题的经验和能力，致使一些事件发生后，部分官员陷入了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稍有闪失就难保明天还在领导位子上。而日臻完善的问责机制，也使当今官员的心理压力陡增。现实中，也确有官员在重大事故调查问责中，因不堪压力，心力交瘁而自杀的。

但话又说回来，衣食无忧的官员与成天为生计奔波的民众相比，谁的压力更大？为给身患重疾的孩子看病，倾家荡产的父母远涉山水、跪地求助，压力大不大？家园被强拆后，拖家带口无处遮风避雨，压力大不大？但这些人并没有选择轻生，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知道生命的唯一和珍贵，所以他们选择在艰难困苦中奋起捍卫自己的生存之权。反观这些自杀的官员，抗压力是那么脆弱，而选择了断自身却又是那般地决绝，的确令人难以理解，难道这其中另有隐情？

2）晋升竞争的压力

公务员上升渠道单一，往往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往前看是层层台阶，衮衮诸公，个个位比自己高，权比自己大；向后看是新人辈出，滚滚而来，表面殷勤，实则虎视眈眈。加之一些地方的确存在着用人风气不正，某些官员能否升迁，品德、学历、工作经历、职业素养等有时并非是决定性因素，重要的是“上面有没有人关照”。为处理好官场人际关系，跑官卖官、权钱交易、寻关系、找后台等，成了一些地方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相反，一些只会埋头干活的干部，得不到重用，而眼看其他同事升了上去，心理就会很不平衡，压力自然增大，被人认为没出息，甚至也不被妻儿所理解。再则，官员价值的实现在一些人眼中似乎只有通过职务的升迁来体现。官员向商人、学者成功转变的只是个别案例，如果得不到职位上的升迁将会产生焦虑情绪。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确实令一些官员感到很无奈。

3）各种人际关系的压力

这种压力，既有来自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官员，特别是一把手，处于权力的中心，自然也处于人际关系旋涡的中心。为了给自己营造一个较好的工作升迁环境，有人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应酬中，以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用以整合协调上下左右的人脉资源。也有的利用权力贪掠美色，导致家庭不和，后院起火，夫妻离婚。甚至出现爱不均衡，其中一方反戈一击，猝不及防的丑闻。也还有的确是忙于工作，致使无暇顾及家庭，导致老人较少看望、儿女缺乏关爱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诸如此类，也的确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4）以死抵罪，掩盖丑行

这也是时下官员自杀的一条重要原因。平日道貌岸然，台上惯唱廉政高调，以正人君子、反腐楷模自居，暗地却大肆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滥用职权，包养小三，通奸作乐。老百姓对这些两面人的所作所为早已深恶痛绝。纵观近年来官员自杀的案例，不乏有人是在反腐高压态势下，遇到纪委调查或周围干部及同伙被查，做贼心虚，惊恐自己的丑行、恶行败露，寝食难安坐卧不宁而自杀。像王宝森、余小平等皆属此类。原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贪污和挪用公款总共超过3亿元人民币，于1995年4月4日凌晨在北京郊区怀柔开枪自尽，说畏罪自杀也不为过。此时官员自杀不过是不愿意面对审判，说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亦可，总算还有一点羞耻心。总之，在百姓眼里他们比小偷强盗更无脸见人，贪官所攫取的岂止是巨额财产，简直亵渎的就是国法民心。贪官之所以选择自杀，首先，不排除丢卒保车或丢车保帅。近年来集体腐败、“塌方式腐败”和“家族腐败”日渐增多，一个贪官自杀了，就意味着该案证据链条被破坏了，多个贪官就有可能漏网，这就叫“丢卒保车”或“丢车保帅”。其次，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死者为大”。一旦某个人死了，即便他是贪官，社会舆论也希望“手下留情”“适可而止”，穷追猛打、挖地三尺的做法尽管合理合法，但是却不合情。故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说，贪官自杀的收益至少包括三方面：一、消除罪证，保护同僚；二、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三、免受刑罚或被他人栽赃被迫认罪。

但毫无疑问，官员的自杀率绝不会比普通民众的高，官员自杀这种“非正常死亡”现象尽管时有发生，但相对于整个官员（各级大小领导干部）群体而言，只是小小的一部分，之所以给人造成的相反错觉，只是因为他们身份的特殊和职业的公众性更加容易引起群众尤其是媒体的关注罢了。对于官员自杀，许多人表现出了“幸灾乐祸”的态度，恨不得那些腐败官员都快点自杀。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与其说是仇官，倒不如说是痛恨腐败。这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仇官是假，仇腐是真”。我们不否认腐败的存在，也不否认当今一些官员腐败问题确实严重，但治理官员腐败的方式却不可通过指望他们的个体自杀来实现，而是应该让我们的反腐败法律真正得到实施，通过正常的法治手段真正追究腐败官员的相关责任，罪当处以极刑的，不能以缓免死，更不能让他们携带巨款到国外去逍遥挥霍，逃避法律制裁。当前中国对于贪腐官员的刑罚，除非“情节特别严重”，极少判死刑。然而随着死刑的减少，官员自杀现象却呈上升之势。

对待官员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也应有一个理性认识和正常心态。这里的“非正常死亡”是相对于“正常死亡”而言的一个概念，以笔者的理解，通常系指由外力引起的死亡，包括意外事件、医疗事故、交通事故、火灾、溺水、他杀、伤害等原因。对于这些人，应另当别论，至少应和因贪自杀相区别，而不能抱有幸灾乐祸的心态。相反，对于真正的人民公仆的不幸遇难，像孔繁森等，人民还是很悲痛很怀念的。因为他们的非正常死亡，对人民来说，是一个损失。

探讨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中因“自杀”而导致的死亡，笔者认为应给予一定的理解。毕竟，官员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处于领导岗位上的官员也同常人一样，有父母妻儿亲朋，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自杀都是悲惨的，都值得同情，终归生命只有一次。不可否认，确有官员并非因腐败问题而自杀，其自杀情况往往也极具个性化，因工作压力、家庭原因、人际关系及患有抑郁症所致的，也并非没有。把官员自杀下意识地全部视为腐败所致，未免显得不太公平，缺乏理性和人情味。尽管从已披露的现实来看，官员自杀，大多与腐败问题有关，诸如王宝森、余小平之流。官员（涉嫌贪腐）自杀现象国外也不乏有例，比如韩国前总统卢武铉——2009年4月，卢武铉家人被指涉嫌受贿；4月30日，卢武铉本人首次被韩国检方传唤，5月23日即自杀。几个小时后，韩国检方即终结对卢武铉案的调查。2007年4月25日，波兰国内安全局当天以涉嫌腐败为由，搜查政府前任女性部长布利达时，这名女士在自家洗手间内开枪自杀。布利达涉嫌在1993—1996年担任政府建设部长期间收受贿赂。2007年5月28日下午1时40分，本应是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出现在日本参议院接受招标腐败质询的时间，但在质询开始前1个小时左右，人们发现他已上吊自杀。(www.xing528.com)

面对官员自杀，公众也将产生种种不良猜疑，导致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对政府施政能力和官员公众形象也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对此，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以减少此类现象的发生。

一要端正从政目的。

为官不应是为了追逐权力谋取个人私利，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官员从政，应是依法行使人民赋予的职权，由此来实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目的。既然入了党，从了政，那就要认真学好领导科学，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修为良好的官德。像焦裕禄、孔繁森那样，勤勤恳恳，夙兴夜寐地为群众谋福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不要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更不能像封建官僚那样，去追求黄金屋、千锺粟、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正如河南内乡县衙三省堂这副对联所言：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古人尚且如此强调为官之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更应始终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任何时候都不忘对人民负责，才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的责任和使命。这样，也就不会为一时的困难和委屈而忧心忡忡，更不会以自己的宝贵生命去殉进退荣辱，毕竟，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只要有高尚的为民情操和追求，就会心底无私天地宽。纵使在遇到思想包袱和精神负担时，也自会合理调整心态，排除不健康的私心杂念心理障碍，而不至于去钻死胡同。即使落官或者退休了，也能顺其自然正常生活，而不至于有莫大的心理落差，以致久久适应不了“平民”角色。如果真是一个淡泊之人，少一些膏粱厚味，鞍前马后，多一些闲情逸致，与百姓同乐，还真其乐融融、利于养生呢。问题是不知有无这番情操和修炼。

二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在位时尽职尽责干好工作，不在位时，之前所做的工作要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更要经得起群众的评议。作为一个地方和部门的一把手或分管某一方面的官员，尽管兢兢业业，但人非圣贤，有政绩自然也难免有过失，不可能要求人人都说你好话，毕竟众口难调。但只要你在位时是在一心工作，人民群众自然心中有数。有道是：天地之间有杆秤，这秤砣就是老百姓。也不要把职位看得太重，能够到今天的职务，与人民的养育、组织多年的培养是分不开的。组织上对政绩和过失，自会给予中肯的评议，这点要相信组织。既然为官，要当公仆，就不可能不遇到种种社会舆论。有时候来自公众或者社会的舆论评价，会对官员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身为公众人物，连一点不同声音都听不得，甚至于因几句批评话就要寻死觅活，那这心理恐怕也太脆弱了吧，岂不成了温室的花朵？为此，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舆论，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正常心态，正确对待各种社会舆论，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以“实绩”去回应社会舆论，而不是以“死亡”来证明自己的苦劳和清白。

三要廉洁自律。

毋庸讳言，官员都掌握着或多或少的权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权力也在不断地受着腐蚀和反腐蚀的考验。一些官员常常处在利益诱惑和高压反腐的“冒险博弈”中，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官员面临众多的诱惑，使他们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但又同时面对高压的反腐态势。面对诱惑，是要，还是不要，定力不佳的官员总会处在心理矛盾和煎熬中。这正如许迈永在案发后向纪委所做的检查中道白的那样：“由于自己思想受外界的干扰，逐步认同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把私利和金钱看重了。与此同时，我看到与我打交道的老板，一个个都很富有，他们每年的利润有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更多。看着他们的财富迅速增长，我也存在着心态不平衡和红眼病，认为他们的能力也不比我强多少，凭什么有那么多财富？看看他们赚钱也很容易，而自己工作那么辛苦，不仅要起早摸黑，还承担很大的责任风险，得到的工资又是那么少。我对经济上总不满足于现状，心态不平衡，时常有一种攀比思想，与老板比，与高收入阶层比，越比差距越大，越比心态越不平衡。由于比较的方法不正确，比较的参照物、对象找错了，比较的内容、标准搞错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发生了更大的偏移。我认为，人生不仅要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后人考虑，虽然地位、职务、荣誉不能传承，但金钱、资产、物品可以继承，应该多积蓄点财富给后人。因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深。”陈毅同志有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试想，如果真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许迈永何至为贪婪而命丧黄泉？自然，他的死是罪有应得！而人民群众最痛恨的也是这些说一套做一套，利用职权大肆聚敛钱财的“公仆”。至于那些死抱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信条的人，原本就是政坛中的商人。权为民所用，只不过是他们的一块招牌而已。因此，只有建立一个清廉的官场环境，让官员不能贪、不敢贪，那么官员因此而上断头台或自杀的情况自然会逐步减少。这其实才是对官员的真正爱护和保护。

四要完善用人机制。

优化官场环境，应该增强干部选拔过程中的透明性和程序性因素，使官员晋升能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有章可循，从而降低干部因前途不可预期造成的压力。使德才兼备者上，庸者下，心术不正者无法得逞，使“买官卖官”者为耻，还权力以公共性、开放性，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平民出身的干部、埋头苦干者有奔头，不至于让他们因为上面没人而感到前途渺茫，以至于寒心甚至“绝望”。

五要加强身心锻炼。

领导干部看起来穿着光鲜，器宇轩昂，实则精神压力大，思虑伤神、劳心过度，熬夜多，应酬多，再加上办公有空调，出门有车代步，平时缺乏锻炼而运动量小，故多有中气不足，体质差的通病。“出舆入辇，蹶瘘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娥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这四戒是苏轼被贬黄州时，于元丰三年十一月在他寓所雪堂壁上书写的，语出枚乘《七发》。在此之下，坡翁还写道：“此三十二字，吾当书之门窗、几席、缙绅、盘盂，使坐起见之，寝食念之。”这三十二字的四条警言，不仅体现了苏东坡以史为鉴、见微知著、防患未然的养生防病之道，也充分显示了他尊道贵德、健身养性、自警自律的高度觉悟。虽时隔千年，但四戒并未过时，相反，送给当今一些官员却正当其时。这第一条是讲运动和身体的关系，第二条是讲居住环境与身体的关系，第三条是讲性欲与身体的关系，第四条讲饮食与身体的关系。东坡老夫子提倡多多接触大自然，强身健体，戒酒色，戒安逸，戒“营养过剩”，说的是何等的好啊！它不单单符合现代养生和健康要求，还具有廉政警策之义。为了健康，建议官员在不太忙或距离较近的时候少用“舆”“辇”，而代之以骑车，或步行上下班。为了降低脂、膏、体重，建议官员少享用点“甘脆肥浓”，减少吃请。“皓齿娥眉”割舍不下，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问题的不少：君不见，胡长清、成克杰等不是因此最终落得个不仅“伐性”，而且伐命的结局吗！在物欲横流的当今，四戒不啻为一记警钟。

除此而外，领导干部还应培养良好的兴趣爱好，而不能只会当官，成为“职业革命家”。即使哪一天退下来了，也能合理安排自己的退休时光，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而不至于有大的心理落差，久久适应不了“平民”角色，更不至于抑郁成疾，因丢了官位而去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