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在带来全球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的问题。[1]无论是全球性的生产活动抑或是对全球性问题的规制都带来了跨国行为体的多样化和国际关系的网络结构，多元化的、多层次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挑战了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往往是垂直的，有统一的立法部门、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这使得国家治理的主体重心偏向政府，软法通常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不同于国内社会，平行的国际社会结构决定了多主体参与的全球治理对于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和平崛起的同时需要积极承担起作为大国的责任，通过参与、领导全球治理与人类社会共同面对全球化和全球问题。国际软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与治理对象的广泛性进一步显示出仅仅依靠国际硬法不足以支撑全球治理的治理功能。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全球治理的工具性联盟层面、国际制度层面抑或是价值共同体层面，国际软法可以提供对功能性领域、国际法律制度乃至价值取向上的规制。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治理与国际政治的互动中，国际软法所体现的价值取向迎合了全球治理中“全球公民道德”的核心价值，在突破国家权威主义的同时为国家间的合作奠定了价值基础，而大国政治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影响也将通过国际软法得到放大。此外，国际软法的非法律性并不意味着其与国际法的完全对立，相反，国际法的不成体系和国际正义价值追求分别构成了国际软法的路径选择和内在动力。在与国际软法互动过程中，国际法渊源所体现的正义价值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其所具有的自然法属性，但掣肘于主权国家之间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基础，国际法在向国际政治或大国政治开放的同时其自然法属性也受到了抑制。在主权国家林立的国际社会中，一些大国可能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下利用其程序霸权操纵国际软法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际法中宪政逻辑的缺失往往使得这种来自国际政治的消极影响向条约、习惯等国际硬法的解释与适用延伸。基于对国际软法在国际法渊源体系以及全球治理体系中积极作用的正确认识，中国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厘清国际软法与全球治理的内在联系、正视国际政治为国际软法带来的影响，并坚持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结合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之和谐观，以国际软法为路径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实现和平崛起的同时，沿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引领国际社会走向真正的国际正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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